“新子学”大观——上海“‘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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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刊登了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的《“新子学”构想》一文。文中系统论述了诸子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富于创造性、开放性、充满生命力的特征,并对子学与西学的关系、子学在国学中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报特邀约有关专家学者参与笔谈,以期引起对“新子学”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
时代需要“新子学” 卿希泰(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
我读了方勇教授的 《“新子学”构想》一文,对他所倡导的“新子学”观念表示十分赞同。
方勇认为,“子学系统,代表了中华文化最具创造力的部份”,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对于子学的这个界定,我表示同意。
子学兴起的第一个高峰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社会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在这样一个大转变也是大动荡的时代里,一些思想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努力探讨救世济人的良策。由于各家观点不尽相同,从而出现了诸多思想派别的互相辩论,当是时,百家争鸣,盛况空前。诸子学说正是先秦时代精神的精华,其不仅对促进当时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传统哲学思想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运动的日益兴起,封建社会进入了缓慢解体、逐步衰落的阶段,即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慢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与人生问题。因而,代表时代精神的思想家,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以期解决当时所面临的诸多社会矛盾。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迸发出来的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是否也可以称之为近代的子学?对此,不知方教授意见如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交往也日益频繁,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诸多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因而迫切需要大批的思想家来发挥其智慧,系统探讨如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理论和策略。这就充分地表明了:时代需要“新子学”!因此,方教授所提出的“新子学”构想,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很支持。
对《“新子学”构想》的建议 谭家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方勇教授最近提出“新子学”的构想。这是比《子藏》更艰巨复杂的学术工程,需要国学界广泛参与,研讨探索,裨补缺漏,使之更加周到完善,具备可行性。依此,谨呈三点刍议:
第一,明确“新子学”之对象和范围。
“新子学”乃相对于传统子学而言。方勇教授认为:“新子学”“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学,而是思想史上诸子百家之子。具体内容则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历数、艺术、谱录不在子学之列。”我希望进一步明确,“新子学”是否包括释家、道家和小说家?佛有佛藏,道有道藏,自成体系,似乎不必纳入新子学,但又是思想史资料;小说家类乃古小说,不属于思想史;方技中也有思想史资料,这些应当如何处理?
第二,“新子学”究竟如何面对西学。
中学与西学之争,已经持续一百多年。方勇教授强调,要选择多元文化,摆脱二元对立思考的局限,既反对“迷失在西学丛林里难以自拔的自由主义”,也不取“一味沉溺于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保守思维”。这些意见我赞成。然而在新子学中,如何将其具体实现?
推进思想史文学史研究中的中西结合,多元互补,应该首先解决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古代文学、哲学皆以有助教化为基本价值,哲学史中以阴阳、名实、知行、有无、本末、理气、道器、心性等为基本范畴,这些如何向现代转化?“新子学”如何处理这些根本的理论性问题?
第三,正确界定“新子学”在国学中的地位。
《构想》指出:“新子学,将应势成为国学新主体。”这个问题涉及对国学的总体界定,目前意见纷纭。在传统目录学中,“新子学”之书是子部中的一部分。它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国学新主体?它与经学、史学、文学存在什么关系?这些还应当广泛听取各界朋友的不同意见。
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 王鍾陵(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继续壮大之中,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然而,没有以学术为核心的整个文化的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完成。经济强大,文化昌盛,是民族复兴缺一不可的两翼,并且,昌盛的文化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必须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
如何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
第一,应该返回到民族文化的根源——先秦典籍之中。文化原型在现代条件下的激活——激活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意义因革衍生的过程———才能使我们返回到民族文化生命的最深的泉源。“新子学”的概念,在我看来,就是对于先秦诸子学说研究在新形势下的革新。对于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意义的深根固本,及其在新的条件下的开掘、发展,是一个民族高扬其生存价值的集中体现。
第二,不是“接着讲”,而是“对着讲”。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化中发挥自己的优长。那种仅仅接着在漫长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传统话语所说的话,很可能产生继续为旧事物、旧现象服务的效果;并且,传统文化也必须在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中,在解决现实困境的作用中,来鉴别其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对着说”,针对西方的话题,对照中西两种话语,在对话中求深入、求新意。
第三,子学研究的革新,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诠释学。子学研究向来有训诂与义理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研究首先都需要努力贴近文本的原意。自我的解释应该与文本的原意有密切的关联,当然也可以拓展开来。重要的是,不能在不懂得文本原意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
第四,要敬畏经典。经典是民族文化之根,经典形成了民族文化意义空间的构筑,因此经典是不容亵渎的。后现代削平深度的倾向在中国也日益弥漫,经典也成为不良媒体与德里达所说的“媒体知识分子”消费的对象。只顾自己赚钱,而无视、亵渎以至破坏民族文化之根,乃是一种文化犯罪的行为。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晚年时说过,今天,亟需“对媒体权力制造的普遍话语发起战争”,“反抗并不意味着应该避开媒体。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发展并帮助媒体多样化,让媒体负起这同样的责任。”
从全球文化脉络的角度看“新子学”的意义
邓国光(澳门大学教授、澳门中国哲学会会长)
宏观当下整体的文明,皆处于生成发展的互动状态,活跃异常。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经历过种种挑战与危机,文化机能的新陈代谢,亦极为强韧。文化精英以其高度智慧与洞见能力,先知先觉,超越眼底种种变幻与成见,一本良知理性,引导文化,走出歧路。
中国文化的集体智慧,保存在传统学术之中,包括经学、史学、子学与集学。从立义的角度言,四部都是一心。从分类而言,四部是体。从学术功能而言,因体见用。四部全体大用,皆不能偏废。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了自强,必须走自新之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时代有相应的挑战与机遇,维新的责任,自然落在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身上。在集部,有新文学;在经部,有新经学;在史部,有新史学。但作为时代理性思维象征的“子学”,独落后于斯。
可幸的是,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如此整个四部学术能共同在相同方向上各显辉煌。“新子学”过滤芜杂的伪饰,醇化子学的本质,重建中国学术话语,激活思想,发愤人心,重振灵魂,积极解决新时代的深层次困扰,而期向未来生活世界的整体幸福。就世界文明格局的重新调整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中西之间的学术世界,因中国学术“义理”的重新释放,形成了整体道义自觉的正能量,自然可以进一步和谐通融,让全球同心同德,合力解决当下危机,为万世开太平,意义异常重大。
方教授的热诚宣言,自然流出此心此愿,此力此业,拜读后深为佩服。正大抱负,其不凡处一洗平庸固陋。时代有人,文化复兴乃是必然。感触之余,谨缀片言,以申敬重的衷情。
“新子学”的现代文化意义 郝 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
“新子学”的提出,显然不仅仅是古代文化研究者的本学科专业课题,而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新媒体时代,为整个文化学界提出的一个共同主题,并明确了当今文化传承的真正源头与主体性。它回答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仅仅复兴儒学,还是要找到民族文化的百家之源?对于现代文化研究者来说,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否定独尊千年的儒学,到底有没有错?而当今中国的现代文化进程,其根本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依据又到底在哪里?
作为一面新的文化旗帜,“新子学”必将在整个文化学界更大规模地激起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它不仅是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范畴,也为现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学术基点和方向、旗帜。我们的文化研究,不能总是把古代与现代完全割裂,壁垒森严,互不交通。“新子学”的话题一定要把古代与现代打通,建立起通畅的古今对话,从而以更加开阔的历史眼光,寻求文化研究新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脉络。
“新子学”的提出,势必引起整个文化界对文化问题的新一轮重新思考:第一,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由原来的以儒学为中国文化单一核心,转变回归到诸子百家,也就是把中国文化的源头回溯到诸子百家时期。这样定位,对复兴传统文化是更准确的。第二,这样的文化研究思路同时也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逻辑的起点和解释。有些学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儒家否定推翻了。“新子学”告诉我们,儒家不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唯一,而恰恰因为人为地将其独尊才导致了后世中国民族文化的衰败。我们现在就要在“新子学”的旗号下,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第三,全球化时代,文化只能是多元的。“新子学”的提出,就是要重建百家争鸣的局面。
多元时代的文化传承与选择 陈引驰(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些年来,方勇教授的学术研究有一清晰的发展脉络,从庄子文本到庄学史,再由庄子研究进而拓展至诸子,近年来编纂《子藏》,现在又提出“新子学”的概念。相信“新子学”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探讨,应当还有其更宏大的设想或方向。
我们知道,子学发达的时代都具有多元思想、多元文化并起、交融或者冲突、对立的特点,先秦、汉末、晚明、晚清皆如是。现在所处的也正是多元的时代,有主流的意识形态、传统思想、西方思想,所以提出“新子学”思想是十分切题的,与我们的时代有很强的相关性。
多元的时代同时也是危机的时代,子学也是危机时代的产物。先秦子学兴盛、百家争鸣,却也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子学发达的汉末、明末、清末也都是危机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不仅仅是中国,从整个世界的角度而言,都存在着许多问题,同样也是危机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子学”是要提供一种思想资源来应对这样的危机时代,因而是十分必要的。
子学的意义本身就是多元的,诸子百家各张其说,互相争鸣,必然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其中有哪些可以供我们借鉴?学者、思想者是要把传统传承下来,把其中的精义发挥出来,把其中丰富的可能性展现出来,然后让同时代人或者后人来重新审视、重新选择,提供一个选择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将子学的丰富与多元、冲突与互补,都展现给后人,让后人可以做选择,这就尽到了我们的责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诸子禅”:全新的中国禅宗 吴 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教授)
任继愈先生曾经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隋唐时期禅宗的形成与发展则体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我认为,在这两次文化发展高潮之间应当有着必然的联系。禅宗的形成与发展,是强大的、血气方刚的儒道文化面对印度佛学的挑战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说是子学融合佛学的成功之作。
孔孟思想直接影响到禅宗的形成与发展。如孟子主张人性先天至善,人之不善是因为后天没有发其善端、尽其性;又认为人人都有成善的天性,都可达到至善,即“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慧能之所以认为人人皆可成佛,显然是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影响。
禅宗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也很深。如慧能要求徒众在现实世界中“来去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自在解脱”,这明显是受到了庄子“无待”、“逍遥”思想的影响。同庄子相比,慧能更突出了主体“心”的地位,慧能所说的“自由”,也就是“心”的“自由”。在慧能看来,进入自由境界也就意味着成佛,而一旦悟道成佛,就可获得极大的自由。
禅宗就是这样在儒道文化的母胎中完成了中印文化的交融,孕育出全新的中国禅宗,我们可以称之为“诸子禅”。这种中国特色的禅宗,既避免了儒家所缺乏的理性思辨之短,又弥补了道家缺乏具体生活内容之不足,同时也抛弃了佛学中繁琐的学风,其充满活力的创新精神正体现了“新子学”的特色。
《文汇读书周报》 日期:2012年11月2日 版次:12 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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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棣教授认为,“新子学”的建立必须在诸子学全面复兴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认为诸子学的全面复兴一方面是要“对传统诸子学的全面深入的整理和研究”,主要有诸子元典的整理和义理阐释两个途径来完成;另一方面则是要注重诸子学的普及。张教授说:“诸子学的复兴,不能只在几个专门家或学者的笔下,而应该成为全民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要使青年一代能够对诸子学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和认识。”

“新子学”研究内容究竟是什么,要从“新子学”与“旧子学”的区别谈起。华中师范大学刘韶军教授认为,民国之前传统子部之学是“旧子学”,“新子学”“是新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学术理念、方法认识、理解等研究‘旧子学’的存留内容”。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教授也主张:“我们今天讨论的应指‘当代子学’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新模式等研究传统诸子百家学术的‘新子学’。”刘、欧两位教授的观点与陈福康研究员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均认为“新子学”的研究范围应截止到清末、民国之前。华南师范大学曹础基教授则与高华平教授意见类似。他认为新旧子学不能以时间作为标准来划分,传统子学也在不断更新,“每个历史时期对前贤子学的诠释评说都可谓之新”。曹教授还提出,“对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诠释旧子学元典’,属于新之子学。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创造’新的子学元典,则属于新子之学”,“新子学”涵盖新之子学与新子之学。

“新子学”之东西问题

“新子学”能否主导国学

“新子学”之未来图景

与中国学者的大声疾呼不同,金白铉教授以冷静的眼光站在东方人的立场探究“新子学”与西学的关系,对傅、林、李等学者坚持民族性为基础的看法有所突破。他认为,“新子学”应注重原创性,不能盲从西方。他认为鸦片战争不仅是中英冲突,更是西方基督世界与东方儒教的冲突。中学对西学的学习带有历史局限性。当今东方人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以避免漏掉或歪曲东方哲学的精髓。

澳门新葡新京,许抗生教授认为“新子学”的发展应分三步走,第一步要“做好打基础的工作,即做好有关先秦子书古籍的整理工作,包括收集、校勘、注释、出版等工作”;第二步是在打好基础、读懂子书的基础上,“对子学思想展开较深入的研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创新的见解”;第三步是“从现代社会的需要出发,重新阐释子学思想,抛弃其过时的东西,发扬和发展其优良的思想,重新建立符合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新子学思想体系”。

方勇教授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提出,“新子学”要将诸子百家思想的优长提炼升华成创新、解放的“子学精神”,并以这种精神为导引,系统整合古今文化中的精华,构建出符合时代发展的开放性、多元化学术,从而引领时代文化的走向。

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中提出“新子学”将取代经学成为国学的主导。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新子学”、传统经学、儒学在国学中地位问题的争论随之而来。

很多与会者对方勇教授的说法予以了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永品研究员谈到,儒、道、墨、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四大“显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四大坚强支柱,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源泉。“新子学”继承和发扬了诸子百家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开放、丰富、包容。“新子学”主导“新国学”“应当成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战略思想”。北京大学张双棣教授认为,国学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以儒学经典为国学主干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子学成为国学的主干,乃顺理成章之事”。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教授提出,自晚清以来,学术格局已发生了极大转变,传统经学长久以来所占据的学术主导地位已逐步失去,以儒学为主导、经学为骨髓的旧国学渐失昔日活力,而包括孔孟儒学在内的“新子学”却在迅速崛起,并将成为“新国学”的主导力量。台北大学赖贤宗教授提到,传统儒家经学限制了“旧国学”,忽略了中国哲学中除儒家以外的思想资源,且“旧国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有其缺失。“新子学”以思想史为坐标,对以上问题有很大突破。赖教授说:“新子学不是要回到思想僵化、权威严厉的‘经学时代’,而是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并且以批判地继承过去,立足现在力求发展,从而更好地建构未来。”漳州师范学院汤漳平研究员认为,“新子学”较之守旧的经儒之学,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进入全球化的今天,“新子学”更适合当今之需要,由它来主导国学之发展,更为合理。东北师范大学刘思禾讲师认为,先秦子学的根本就是面对时代课题而思考,今天的新子学也要有这样的期许。“新子学不是目录学意义的子部之学,而是一种蕴含中国问题和表达方式的新中国学”。

近代,西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华大地。自那时起,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思想范畴,中学与西学不断地对抗与融合。“新子学”作为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的一面旗帜,理应在中西博弈中保持民族特性,并以开放包容之姿态,融中西之长,成为民族性、世界性的学术。

先秦诸子,平等对话。“独尊儒术”之后,其他各子学说遂成为在野之学,地位下降。此后,儒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又确立为经,地位愈高。经、子之分野逐渐显现。数千年来,或升子为经,或离经还子,经与子在不断的冲撞融合中形成一种张力结构。“新子学”全面复兴子学,理应涵盖儒、经之学的复兴。兼容经儒,并包诸子是建设“新子学”的必然要求。

孙以昭教授在中西学术关系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当今时代“东学西进”和“西学东渐”同时存在。“当代原创的中国‘新子学’、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不但被西方接受,甚至为西方所主动追求”。“新子学”要坚守自身特性,持续、长期和毫不动摇地吸纳融化西学的优长,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东西方的双向学习交流与借鉴的局面,从而推动与促进世界性的学术与文化大繁荣时代的到来”。

本次大会共提交论文98篇,大部分是围绕“新子学”撰写,集中展现了近期子学研究的新动向。除上述主要议题以外,还涉及了“新子学”视域下的子学研究、“新子学”的社会价值、“新子学”如何走向国际化、当今子学的新发展等问题。为期两天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勇教授在大会总结发言时满怀期许地说道:“子学界的志士仁人,当以‘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契机,凝心聚力、继往开来,为子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方教授的发言引发了认同的掌声,展现出子学界同仁推动“新子学”繁荣发展的共同心声和坚定信念。

“新子学”之要务:提炼“子学精神”

关于“新子学”之新,陈福康研究员回答道:“是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理论、方法对旧有的子学着作和子学历史的重新诠释、总结乃至激活。”欧明俊教授则认为“新子学”之新是要有与经学、史学、文学并举的新观念,中西结合的新方法,重视“反批评”与“原生态”评价的新视角等等。

诸子百家之说,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与精华,历数千年之洗礼而不减其泽。当今中国,文化复兴浪潮已经形成,新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然显现。老子曰:“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新子学”势将继往开来,主导当代国学,构建符合时代发展和需要的开放性、多元化学术,以此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刻的到来和“中国梦”的实现。

经出于儒、儒归于子是大部分与会者的共识。安徽大学孙以昭教授阐释了他对经、儒、子学的看法。他谈到,先有儒学,后有经学,经学是儒学的核心,儒学比经学的范畴要大。“儒学原在‘子学’之内,常被排在前列”。“新子学”较之传统子学内容包孕更广,儒学也自然属于“新子学”之范畴,经学也相应地位于“新子学”之列。无独有偶,李桂生副教授也认为,“儒家经学之部分典籍实际上亦应归于子的范畴”。“新子学”应该以当今学术思维审视古人,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对待传统经典。“《论语》、《孝经》、《孟子》诸经典,当恢复其‘子学’本来面目”。华侨大学杨少涵副教授也提出,儒家和儒学是到孔子时期才真正确立的。先秦时代“原儒”,无论是孔、孟、荀三大家,还是孔门七十二贤,与老、庄、杨、墨、管、商等子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原儒是‘子’”。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蒋门马讲师则为“新子学”的发展提供了十条具体的建议。一是要明确弘扬新子学的目的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二是要保持对传统经典的敬畏之心;三是重新校勘训注新子学原典;四是重新把新子学原典翻译成外文;五是创建新子学网上论坛;六是建议学校教育中纳入传统文化教育;七是演绎新子学影视作品;八是用心探究新子学中的经世之道;九是研究开发体现新子学思想精神的商品;十是保护和弘扬传统方技和手工艺。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新子学”如何主导国学提出了建议。欧明俊教授谈道:“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以另一种专制独尊代替一种专制独尊,‘新子学’可争取在国学中的‘新主体’地位,也理应成为国学‘新主体’,要突出‘新子学’的价值和地位。但同时强调,‘新子学’不应取代经学的尊崇地位。”高华平教授提出,古代国学原本是贵族子弟学校,以传播统治阶级思想为主,自然是以经学为主导。“新子学”要想成为当今国学的新主体,需要当代“新国学”的出现。

四月沪上,已是满城春色。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的130多位诸子学专家学者齐聚申城,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办的“‘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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