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勒Stan国民族主义成长期及特点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姚惠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黄民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哈马斯(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成立于1987年12月,2006年1月赢得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2007年6月以来独控加沙地带。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哈马斯就引起国际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是国内外学界巴勒斯坦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试就英文和中文成果作一评述。
最早介绍哈马斯的是在有关1987年起义的文章和著作中。如巴勒斯坦毕尔宰特大学利沙•塔拉基的《巴勒斯坦起义中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以色列记者泽义夫•斯奇夫和埃胡德•雅阿利合著的《因提费达:巴勒斯坦人起义——以色列的第三条阵线》[2]等。毕尔宰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兹亚德•阿布•阿莫尔的《西岸、加沙地带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3],可谓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哈马斯的学术专著。在国内,云南大学肖宪的《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4],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分析哈马斯的学术文章。
研究哈马斯的国外学者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如兹亚德•阿布•阿莫尔和特拉维夫大学政治学教授邵尔•米沙尔。后者和阿夫拉哈姆•塞拉合著有《巴勒斯坦哈马斯:视野、暴力与共存》[5]。第二类是现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巴勒斯坦裔学者,如剑桥大学的哈立德•赫鲁卜教授和生活在伦敦的记者扎基•切哈卜。前者著有《哈马斯:初学者指南》[6]和《哈马斯:政治主张与实践》[7],后者著有《哈马斯内部:鲜为人知的武装人员、烈士与间谍的故事》[8]。第三类是西方的政界与学界人士。在英国,有伦敦伊斯兰政治思想研究所所长阿扎姆•塔米米(著有《哈马斯:非书面的章节》[9])、威尔士大学学者杰罗恩•光宁(著有《政治中的哈马斯:民主、宗教与暴力》[10])和北爱尔兰皇后大学女学者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她与斯蒂芬•法雷尔合著有《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11])。在美国,有曾任财政部官员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马特寿•李维特和约纳珊•斯昌泽。前者著有《哈马斯:杰哈德服务系统中的政治、慈善与恐怖主义》[12],后者著有《哈马斯对法塔赫:为巴勒斯坦而斗争》[13]。此外,还有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米切尔•爱尔文•珍森(著有《哈马斯的政治主张:一位草根的观点》[14])、德国编辑安德瑞•纽斯(著有《穆斯林巴勒斯坦:哈马斯的主张》[15])以及加拿大、荷兰、挪威、法国、芬兰、印度、中国等国的学者。除了专著,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报告和访谈。此外,大量研究巴勒斯坦、阿以冲突的著作也涉及哈马斯某些方面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哈马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领域。 一、
哈马斯的建立、组织机构与主张 1.关于哈马斯的建立与演变

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把该组织的创建分为建立慈善与社会委员会、扩大政治可信度、发展军事能力、建立四个阶段,[16]哈马斯政治局一份备忘录把哈马斯的建立与发展分为历史根源(1946—1967年)、准备行动(1967—1980年)、筹备建立(1980—1987年)、建立(1987—1994年)和后奥斯陆五个阶段。[17]邵尔•米沙尔和阿夫拉哈姆•塞拉则把其分为建立加沙地带穆斯林兄弟会的“坚固核心”(1967—1976年)、在地理上扩大(1976—1981年)、建立政治影响(1981—1987年)和建立哈马斯四个阶段。[18]
哈马斯自称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支。学者们也普遍认为它脱胎于穆斯林兄弟会,不是一个新组织。但也有不同观点。例如,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阿马勒•迦马勒认为哈马斯是个新组织,可追溯到穆斯林兄弟会,认为是穆加玛培育了哈马斯的组织。[19]挪威学者阿里•克努德森称哈马斯是个独立组织,称其建立意味着亚辛和伊斯兰中心转向以圣战来抵抗以色列的占领。[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哈伊姆•马尔卡认为,穆斯林兄弟会与巴解组织的民族主义团体,在反对以色列斗争中相互竞争的需要推动了哈马斯的创建。[21]法国巴黎国际事务学校的杰•皮尔•费柳教授认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加沙地带的历史难以支持哈马斯的官方历史,也难以支持它是为以色列服务的工具,而认为,亚辛决定全面加入反对以色列的1987年起义使穆加玛演变为哈马斯。[22]
关于哈马斯建立的意义,兹亚德•阿布•阿莫尔认为,其“标志着加沙地带、西岸伊斯兰力量真正政治复兴的开始,使伊斯兰运动第一次对被占领土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形成真正的挑战”,“它的迅速发展,打破了数十年来巴勒斯坦政治力量的平衡,对巴勒斯坦人抗以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23]。以色列学者也不否认其影响。例如,邵尔•米沙尔称它意味着伊斯兰运动战略重点由改革主义转向政治斗争,从个人精神生活转向民族行动,[24]标志着穆加玛由全球伊斯兰视野转向聚焦于巴勒斯坦民族议程与武装战略。[25]
2.哈马斯的组织与特点
马特寿•李维特认为,哈马斯有社会福利、政治和军事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支。[26]哈马斯海外领导层比国内领导层更具决策支配权,海外领导层分为马尔祖克领导的加沙派和马沙尔为首的科威特派[27]。杰罗恩•光宁认为,日常决策由政治局作出,原则性政策由国家舒拉委员会作出。[28]他还认为,舒拉委员会实行选举制,哈马斯决策进程的特点是缓慢、不灵活与保守,[29]但成功地建立了集体领导文化。[30]邵尔•米沙尔认为,哈马斯的许多组织内部及组织间的活动建立在等级制度与人际关系基础之上。
学者们普遍认为,喀萨姆支队接受哈马斯海外领导人的指令,但有具体行动的自由权。例如,扎基•切哈卜称哈马斯规定军事分支应接受政治局指令,但直到2006年,加沙领导人对其影响仍持续。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则认为,军事分支的角色是执行舒拉委员会做出的行动决定;而军事领导人决定攻击地点,策划具体行动。[31]杰罗恩•光宁认为,喀萨姆支队传统上受哈马斯海外领导人资助,听命于政治领导人,但它是分散的组织整体,行动小组有自由行动的空间。[32]
3.哈马斯的主张与变化
许多著作与论文都探讨了哈马斯的基本主张。特别应值一提的是杰罗恩•光宁,他具体阐述了哈马斯的国家观,称其为“乌托邦伊斯兰国家”[33],这是其他成果中所没有的。一些学者特别关注哈马斯表现出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如哈立德•赫鲁卜通过对哈马斯有关文件的比较研究,认为2006年大选后哈马斯已发生了许多实用主义的变化,他称其为“新哈马斯”[34]。伦敦大学法瓦兹•A.哲吉斯教授认为,2005年后哈马斯的主张就体现出了实用主义。[35]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的梅纳切姆•克雷因研究了哈马斯政治主张的一些变化,[36]分析了哈马斯内部的持不同意见者及其主张。[37]荷兰兰德堡德大学的约阿斯•威吉梅克斯认为,哈马斯具有灵活性和实用主义。[38]
二、 哈马斯的性质
哈马斯自称是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解放及为巴勒斯坦人合法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39]但是,以色列、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把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学界的看法不一致。有学者把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其代表人物是马特寿•李维特,他将哈马斯定义为“利用广泛慈善与教育工作以推动其把以色列赶进大海的最终目的”的恐怖组织。[40]多数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如哈立德•赫鲁卜认为,哈马斯是个民族解放运动与伊斯兰主义宗教组织的混合物。[41]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米纳•萨阿尼瓦阿拉认为,哈马斯是个社会政治组织。[42]兹亚德•阿布•阿莫尔认为,哈马斯体现伊斯兰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政治运动。[43]哈佛大学高级学者萨拉•罗伊认为,哈马斯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沙里亚法为统治的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推动伊斯兰复兴运动。[44]邵尔•米沙尔和阿夫拉哈姆•塞拉认为,哈马斯在本质上是个社会运动。[45]英国学者法瓦兹•A.哲吉斯则称“哈马斯不只是个政党,还是个社会运动,它有密切关注民意的长期记录”[46]。国内学者郭依峰称哈马斯在本质上是个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政治组织、抵抗运动。[47]
与以色列、美国不区分哈马斯各分支不同,英国曾与其政治分支联系,但谴责其军事分支。[48]也有学者主张应区分哈马斯的不同分支,例如杰罗恩•光宁就认为哈马斯有两个功能、空间有区别的分支。[49]
三、 哈马斯与中东和平进程
毕尔宰特大学的阿里•迦巴威是最早系统阐述哈马斯对中东和平进程立场的学者。[50]法国编辑温迪•克里斯蒂阿纳森分析了奥斯陆协议之后哈马斯面临的挑战与应战。[51]
对于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的原因,哈立德•赫鲁卜称是由于哈马斯认为和平进程被设计为服务于以色列利益而在巴勒斯坦基本权利方面妥协。[52]阿扎姆•塔米米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巴以力量失衡,二是哈马斯认为和平进程不会成功。[53]邵尔•米沙尔和阿夫拉哈姆•塞拉则认为是“哈马斯害怕巴以和平进程的任何进展将限制其民众运动和消灭以色列声音的机会。”[54]安德瑞•纽斯认为是由于哈马斯认为和平进程会结束因提费达,而武装抵抗对该组织的政治未来至关重要。[55]杰罗恩•光宁认为,哈马斯对和平进程的批评是基于对巴以冲突的宗教解释。[56]
对哈马斯在和平进程中的角色,斯蒂芬•斯蒂德曼称其为“外部的搅局者”[57]。虽然美国和以色列视哈马斯为和平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但也有一些政界人士和学者主张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就多次呼吁和平进程应包括哈马斯;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也指出,目前的和平机制忽视了哈马斯的分量,可能是和平难以实现的因素。[58]
四、 哈马斯的自杀性袭击和社会活动
美国学者埃利•阿尔什奇研究了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的道德遗嘱、传记和颂文,认为哈马斯以殉难观来作为其在巴勒斯坦人获得政治与社会立足点的一种途径,视殉难为实现其重新伊斯兰化社会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59]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曼迪普•桑德胡从社会心理学分析哈马斯的暴力,认为通过授权、丧失人性和羞耻三个相互关联的进程使其暴力合法化。[60]对哈马斯自杀性袭击的目的与动机,哈立德•赫鲁卜认为有三:报复、迫使以色列接受不针对平民的建议、让以色列社会为其占领付出代价。[61]米纳•萨阿尼瓦阿拉认为其最大目标是破坏和平进程。[62]但杰罗恩•光宁认为,主要目标不是破坏和平进程;而是迫使以色列结束其暗杀策略,通过巴民族权力机构的调解,在以色列政府与哈马斯之间达成妥协。[63]笔者认为有为个人报仇、宗教、报复以色列行动、反对巴以和平进程四种动机。[64]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研究大学的布鲁克•A.阿里古认为它有两个目的:一是表示对目前现状的鄙视,二是加强组织的内聚与团结。[65]
对哈马斯的社会机构与活动,马特寿•李维特认为它与其政治、军事分支不可分开,是哈马斯恐怖活动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多数学者认为哈马斯社会活动的首要目标不是军事性的,它对哈马斯获得支持有重要意义。如米切尔•爱尔文•珍森专门研究了加沙伊斯兰大学,揭示了哈马斯如何是从社会基层来重新伊斯兰化巴勒斯坦社会的。[66]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的皮特•希尔森拉斯分析了哈马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卫生政策,认为通过其社会服务,哈马斯获得了重要的合法性与政治支持。[67]阿里•克努德森分析了哈马斯的福利网络,认为它是该组织获得巴勒斯坦人支持的重要原因。[68]有一些以色列学者也认为,哈马斯的社会活动不是军事性的。如海法大学的埃雅尔•帕斯柯维奇比较了哈马斯与真主党社会活动的异同,认为所有伊斯兰组织社会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宗教性的,而不是军事活动。[69]本—古里安大学的奈夫•高顿和达尼•费尔克分析了巴勒斯坦的卫生制度,认为慈善和卫生网络是哈马斯获得声誉的两个关键因素。[70]
五、 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治 1.哈马斯与法塔赫、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
约纳珊•斯昌泽认为哈马斯与法塔赫两派的权力斗争自哈马斯成立时起就开始了。[71]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拉费尔•以色列教授比较了《巴勒斯坦国民宪章》与《哈马斯宪章》的不同。[72]国内学者马晓霖分析了哈马斯与法塔赫的不同。[73]李朱平分析了哈马斯与法塔赫关系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二者关系的因素。[74]兹亚德•阿布•阿莫尔认为,哈马斯与巴民族权力机构冲突是基于无法避免的矛盾: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奥斯陆协议关联,而哈马斯坚持继续反对占领斗争的合法权利、拒绝犹太定居者的继续存在。[75]但扎基•切哈卜认为虽然哈马斯与法塔赫竞争、乃至发生冲突,但两组织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不错。[76]
对2007年6月的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这一事件,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和斯蒂芬•法雷尔认为哈马斯之所以能够一举夺取加沙,一是做了充分准备;二是巴安全部队被哈马斯渗透,没有有效抵抗。[77]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事件对巴勒斯坦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如美籍巴勒斯坦裔知名学者拉希德•哈立迪认为,这一冲突给以色列进一步孤立加沙地带、惩罚巴勒斯坦人以机会,两派的内斗伤害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78]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班西德哈尔•普拉德罕称巴党派冲突严重伤害了巴勒斯坦民主机构的建立及在巴建立健康政治文化的努力,进一步削弱了在西岸、加沙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要求。[79]
对巴勒斯坦民族和解,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P.R.库马拉斯万米分析了2002年11月到2003年2月巴派别在开罗举行的对话,特别是分析了哈马斯、法塔赫、埃及的不同意图。[80]马晓霖也讨论了巴内部和解进程的现状及制约因素、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的前景及其对和平进程的影响。
2.哈马斯胜选与执政
对哈马斯的选举策略,邵尔•米沙尔和阿夫拉哈姆•塞拉详细分析了哈马斯在1996年巴大选中实行的“参加而不在场”策略,[81]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的曼迪•特纳分析了哈马斯在2005年决定采用选举策略的因素。[82]
对2006年1月哈马斯赢得巴立法委员会选举,有许多新闻报道和观察,学界也从多角度予以解读。哈立德•赫鲁卜认为哈马斯的胜选是几乎不可避免的,称数十年来在结束以色列残暴占领方面的失败,只加深了巴勒斯坦人的挫折及人民中的激进主义。[83]阿扎姆•塔米米认为,哈马斯大选获胜的原因有:哈马斯对巴勒斯坦梦想的忠贞,巴勒斯坦人对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记录有关的喜好、哈马斯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和平进程的失败,哈马斯的胜利被视为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单边主义的反应。[84]杰罗恩•光宁认为,哈马斯胜选是7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社会经济变化的反应,是巴勒斯坦人反对巴民族权力机构垄断政策,是对其腐败、任人唯亲的反应。[85]米切尔•爱尔文•珍森认为,“哈马斯的胜利是对无效率、腐败与内斗特点的巴解组织与巴民族权力机构及控制巴政治几乎40年的时间里没有能力实现巴解组织政治目标的反应”[86],哈马斯大选获胜,“标志着由世俗民族主义支配的巴民族运动50年时期的结束,标志着由伊斯兰政治文化居支配地位的巴政治新阶段的开始。在国内层面上,哈马斯的选举胜利意味者‘改革’、巴勒斯坦社会重新伊斯兰化进程将自上发生”[87]。英国学者曼迪•特纳以自由和平理论分析了哈马斯的选举策略及国际社会对2006年月哈马斯胜选的反应,认为哈马斯胜选的真正原因是巴民族权力机构缺乏主权及其完全依赖以色列,而美国对哈马斯的不妥协将削弱在本地区推动民主。[88]在国内学界,北京大学安维华教授认为哈马斯获胜反映了选民对以色列的强烈不满与对巴解组织的失望。[89]
在以色列学者中,海法大学的阿萨德•哈嫩认为,2006年哈马斯胜选有法塔赫、哈马斯及外部环境三方面的因素,他还分析了以色列政府与公众的反应及哈马斯面临的挑战。[90]本—古里安大学的奈夫•高顿则强调了以色列的作用:“选择哈马斯,不仅是它被视为腐败的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替代者,而且因为以色列创造了条件使它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运动。”[91]
哈马斯的执政也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认为,哈马斯控制加沙后推行的总战略,是基于巩固统治、消除内部威胁与阻止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镇压反对派三个因素。[92]她还专门研究了哈马斯的执行部队。[93]另外,李志芬也简要介绍了执政对巴勒斯坦政局的影响。[94]
3.哈马斯对巴勒斯坦政治的影响
萨拉•罗伊分析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治伊斯兰的演变。[95]布鲁克•A.阿里古研究了哈马斯对巴勒斯坦人认同的影响,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存在、伊斯兰觉醒的出现及奥斯陆协议的签订是哈马斯推动巴勒斯坦人认同议程的关键标志。[96]杰罗恩•光宁研究了哈马斯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及对民主产生的影响:限制国家权力及迫使国家更负责和有效起积极作用,但又削弱了国家作为自治的角色提供基础服务和保持法律和秩序的能力;通过使巴民族权力机构更服从它的要求,既促进了民主化进程,但也直接损害了民主的前景;哈马斯与法塔赫的持续竞争,既加强了民主化进程,但也使国家碎片化。[97]
六、 以色列与哈马斯 1.哈马斯反对以色列的原因
哈马斯多次表示它反对以色列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因为以色列的占领。在学界,哈立德•赫鲁卜认为,哈马斯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反对犹太人。[98]阿扎姆•塔米米认为,“承认以色列将违背哈马斯自己不承认外部力量占领任何穆斯林土地合法性的伊斯兰准则。”[99]约阿斯•威吉梅克斯认为,哈马斯以不可信、报复、团结与起义的成就来构建其对以政策的合法性。[100]
2.以色列对哈马斯的立场及影响
多位学者认为以色列在哈马斯建立之初采取了默许立场。如兹亚德•阿布•阿莫尔称,在1988、1989年以色列领导人曾与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晤;[101]扎基•切哈卜认为,以色列曾默许哈马斯的成长;[102]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与斯蒂芬•法雷尔认为,以色列在1987年起义之初没有对哈马斯过多的干扰;[103]泽义夫•斯奇夫和埃胡德•雅阿利也证实以色列采取了默许立场。[104]
有不少学者研究了1989年9月以来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严厉打击策略。加拿大约克大学的马克•穆罕纳德•阿亚什称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略是其对巴勒斯坦人战略的一部分,主权权力是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严厉打击的基本依据,称以色列对哈马斯运用了“震惊和敬畏”策略。[105]约纳珊•斯昌泽分析了阿克萨起义爆发后以色列设计的削弱哈马斯的三个策略: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建造隔离墙,从加沙单方面撤离。[106]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阿姆农•阿兰以遏制理论分析了2006—2011年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政策,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遏制经历了有限遏制到全面遏制两个阶段。[107]英国伦敦大学的阿米尔•巴拉姆研究了2008年底2009年初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军事战略及影响,称以色列此次行动中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队的战略“驴引领着狮子”来形容以色列的战略。[108]
对哈马斯对以色列政治的影响,也有学者作了探讨。如对流行的哈马斯自杀性袭击导致佩雷斯在1996年大选败北这一观点。杰罗恩•光宁认为,佩雷斯大选败北的主要原因是占以色列选民2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抵制,已在哈马斯掌控之外。[109]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拉利•尼鲁斯则从宗教与地缘政治角度比较了哈马斯与以色列极右翼组织卡奇的原教旨主义,称二者均宣称对敌人使用暴力是正当权利。[110]
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以色列对哈马斯政策的负面后果。约纳珊•斯昌泽认为,以色列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对哈马斯在大街上的合法性至关重要。[111]邵尔•米沙尔认为是以色列把亚辛塑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象征。[112]杰罗恩•光宁称哈马斯政府运转困难及以色列大肆逮捕巴立法委员,削弱了哈马斯中的务实派,而增加了激进主义立场的吸引力。[113]阿米尔•巴拉姆也称以色列不成比列地打击哈马斯,使它在政治上赢得胜利,被视为受害者。[114]
还有学者分析了以色列公众对哈马斯的立场。海法大学的阿萨德•哈嫩把以色列人对哈马斯胜选的立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哈马斯的胜利及建立的政府将导致巴民族权力机构激进化,并转变为恐怖主义实体;另一派则认为,通过与哈马斯谈判、承认其合法性,将导致它对以色列选择更实用主义的路线。[澳门新葡新京娱乐场,115]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与斯蒂芬•法雷尔则认为,以色列人对哈马斯看法不一,一部分人视其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有部分人认为不像不可预测的阿拉法特,以色列至少还知道哈马斯的立场是什么。[116]
七、 哈马斯的社会土壤
学者们分析哈马斯崛起、难以被消灭的主要原因有四。
1.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占领,希望获得解放
哈立德•赫鲁卜认为,哈马斯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渴望为解放巴勒斯坦而斗争,而传统的伊斯兰背景使巴勒斯坦人自然选择哈马斯,这使有强烈宗教意识的人和想积极反对以色列的人都加入了哈马斯。[117]他还认为,哈马斯是以色列残暴占领的自然结果。[118]扎基•切哈卜则认为:“许多年轻人已对羞辱的生活失去希望,而和平协议在改变现状方面没有达到任何变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区的入侵使巴勒斯坦人激进化。报仇的渴望、周而复始的流血循环与死亡,为哈马斯创造了理想条件与招募新人的肥沃土壤。”[119]阿米尔•巴拉姆也持类似观点:“哈马斯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不仅是贫穷的经济条件或民族绝望的结果,而更是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这一理想希望的结果。”[120]
2.宗教因素
杰罗恩•光宁认为,宗教在哈马斯积极分子的动机与认同中起了中心角色。[121]布鲁克•A.阿里古认为宗教为哈马斯提供了合法性。[122]邵尔•米沙尔指出:“哈马斯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影响了其政治战略及其展望中的巴勒斯坦国家与社会的准则与标准。”[123]
也有学者视哈马斯的兴起为被占领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体现。圣城大学美国研究所主任穆罕默德•S.达加尼•达奥迪称,1987年起义的爆发和哈马斯的建立是巴勒斯坦伊斯兰觉醒的高峰。[124]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劳伦•D.黎巴哲分析了巴勒斯坦人选择哈马斯伊斯兰主义的原因:1967年战争的失败削弱了对泛阿拉伯主义作为集体支配力量的信心,有一些巴勒斯坦人把以色列的胜利归于因放弃伊斯兰教而真主正在惩罚穆斯林的信号,认为只有回归伊斯兰,才能把穆斯林带至团结、强大及反对以色列的胜利。[125]
3.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与和平进程的失败
约纳珊•斯昌泽指出,哈马斯利用了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而在巴勒斯坦人中引起的失望,将其描绘为缘于巴解组织的世俗、民族主义主张,试图劝说巴勒斯坦人伊斯兰主义是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之路。[126]以色列海法大学的阿萨德•哈尼姆分析了阿拉法特去世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失败,使哈马斯以“民族的替代者”出现。[127]杰罗恩•光宁指出,奥斯陆进程没能停止以色列人修建定居点和改善巴勒斯坦经济,使哈马斯对和平进程的反对立场更为普遍,使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民众的广泛支持。[128]
4.哈马斯自身形象
许多学者把哈马斯与法塔赫作比较,认为哈马斯及其领导人比较清廉,更能够关心民众。如阿里•克努德森认为,哈马斯“礼拜者”与“战争贩子”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失望的巴勒斯坦人中获得巨大支持;而其主张的务实质朴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相结合的巴勒斯坦特殊背景,使哈马斯把自己描绘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目标与渴望根深蒂固的一部分。[129]
除了以上七个主要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哈马斯与基地组织、与一些国家关系等其他方面。约纳珊•斯昌泽在分析了哈马斯与基地组织的异同后,称没有哈马斯与基地组织联合袭击的直接证据。[130]美国军队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专家谢里法•祖赫尔也认为,哈马斯与基地组织不同,它“不像基地组织,哈马斯寻求伊斯兰社会的目的是从属于其民族主义或政治议程,其领导人与以伊斯兰国为目的的领导人的差别是培育伊斯兰社会,因为他们想代表巴勒斯坦人的目标”。但马特寿•李维特认为哈马斯与基地有染。[131]
对哈马斯与一些国家的关系,约纳珊•斯昌泽分析了1999年约旦与哈马斯关系的恶化。[132]阿扎姆•塔米米详细分析了约旦对1997年以色列袭击马沙尔事件的处理。[133]笔者研究了阿拉伯国家与哈马斯的关系及实质,认为: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哈马斯虽然有密切交往,但实质上并不支持甚至敌视该组织。[134]华东师范大学的卿文辉分析了哈马斯胜选后俄罗斯主动与哈马斯对话的背景与影响,认为这是俄罗斯重振其大国地位和重返中东外交战略的体现,但此举对巴以和平进程影响有限。[135]此外,在一些著作中,也涉及哈马斯与西方国家、海湾国家的关系。
综上所述,学界对哈马斯的研究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特别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绝大多数以色列和西方学者跳出了其政府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的立场,对该组织的活动与性质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二是资料的获取与运用。许多学者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哈马斯海内外领导人进行了大量采访,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三是尝试以不同理论研究哈马斯。如阿姆农•阿兰以遏制理论分析2006—2011年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政策,曼迪•特纳以自由和平理论分析哈马斯的选举策略,阿曼迪普•桑德胡以社会心理学分析哈马斯的暴力活动等,令人耳目一新。四是对策研究。如美国学者阿亚龙•D.皮纳、[136]吉姆•扎诺[137]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谢里法•祖赫尔[138]为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五是年轻学者的研究值得关注。国外的哈马斯研究者中有不少是年轻学者,包括一些博士生或硕士生。如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研究生皮特•米切尔•皮卡西[139],美国大学硕士生拉切尔•苏伯尔•比尔曼[140],加拿大莫克吉尔大学硕士研究生约西•哈美德[141]等。当然,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虽有一些学者已注意到哈马斯纲领的理论渊源问题,但缺乏系统的研究;二是关于哈马斯对巴勒斯坦民族与国家构建进程的影响比较薄弱;三是一些资料、观点有相互矛盾之处,需辨别。
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比,从笔者收集资料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尚无一部研究哈马斯的专著,只是在研究中东恐怖主义、伊斯兰组织等著作中有简要介绍或提及,发表了一些论文,有许多新闻报道。不论是成果数量,还是研究深度,都明显滞后,是国内中东研究特别是巴勒斯坦研究中急需加强的一个领域。


要: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领土的斗争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机会,形成了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主张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初步实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巴解组织就是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然而,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以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发展。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当代中东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及民族构建;2.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如传统政治精英、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及其冲突与斗争;3.各个历史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演变;4.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1]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巴解组织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及其转型,以及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2]
但相对而言,国内外学者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整体特点的研究不多。在以上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分期,并从整体上探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前身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19世纪后期—1920年)
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从19世纪后期开始萌芽于奥斯曼帝国,它属于泛民族主义,强调西亚的阿拉伯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北非的阿拉伯人基本上处于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因而更多地关注各自殖民地的独立),最初要求实现在奥斯曼帝国内的自治,后来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土耳其化政策的压迫下,阿拉伯人开始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诸实施。[3]
当时的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贝鲁特省,所以当地的知识分子和地方贵族参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支持大叙利亚的统一。[4]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在欧洲形成。它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并于1917年获得英国的正式支持。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之下,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在追求阿拉伯民族主义目标的同时,相当关注巴勒斯坦当地的形势。1918年,英军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占领巴勒斯坦全境,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英国的统治使巴勒斯坦成为事实上的独立行政区域和政治实体。1920年费萨尔领导的叙利亚政权垮台,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统一计划的失败,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因此开始脱离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母体而形成。
2.由传统精英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和衰落时期(1920—1947年)
1922年,英国把约旦河东岸地区划出,成立其控制的外约旦酋长国。这意味着巴勒斯坦的地域被局限于滨临地中海的约旦河以西地区,而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更加发达。传统精英是这一时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属于崛起于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改革之后的城市贵族,依靠其宗教或部落领袖地位、土地、财富及与奥斯曼政府的良好关系成为当地总督与民众的中介人,他们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成为巴勒斯坦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其中耶路撒冷的精英家族实力最强大。[5]
英国统治当局的扶植和利用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家族的作用。在传统精英的领导下,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陆续建立起来。它们多以家族和部落为基础,内部充满矛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侯赛尼与纳沙希比两大家族之间的争斗在整体上削弱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6]
在英国“扶犹抑阿”政策支持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共同体,初具民族国家的雏形。阿犹发展极不平衡的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不断发生阿犹相互屠杀的事件。1936年至1939年,阿拉伯人掀起了席卷整个巴勒斯坦的反抗斗争,并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在斗争中,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建立了早期的阿拉伯社团领导机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这是巴勒斯坦国家机构的起源。由于内部的分裂及英国和犹太人的联合镇压,斗争最终失败,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解体,民族主义力量被摧毁,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状态。[7]
传统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走向衰落。
3.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期(1947—1965年)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明显偏袒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此后巴勒斯坦陷入非正规武装冲突。1948年5月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后,犹太国家以色列宣告成立;10月,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宣布巴勒斯坦国家建立。这是巴勒斯坦民族构建国家的首次尝试,但是,由于未得到大国和联合国的承认,加之民族主义力量内部的涣散,巴勒斯坦建国的梦想并未真正实现。在随后开始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外约旦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后改名约旦哈希姆王国),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分治决议中划归巴勒斯坦的其他领土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赖以立国的领土不复存在。大批阿拉伯人逃离巴勒斯坦,流落到周边阿拉伯国家,成为难民。从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间,大约7万名巴勒斯坦精英逃离,[8]
民族主义的传统领导力量受到毁灭性打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入消沉时期。
20世纪50年代,在阿拉伯国家受教育的巴勒斯坦人数目的增长及对流亡巴勒斯坦人边缘地位的不满使小资产阶级成为关键性的社会力量,激进的巴勒斯坦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兴起。1959年阿拉法特领导的激进组织“法塔赫”[9]
的建立标志着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始。1964年5月,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第一次巴勒斯坦全国大会,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负责领导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但巴解组织在成立之初,受埃及的影响很大,缺乏独立性,因此没有多少作为。但是,它毕竟成为正式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和事实上的流亡政府。
4.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及其向政治斗争过渡时期(1965—1993年)
1965年元旦,法塔赫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这是巴勒斯坦人自主抗击以色列的开始。1968年法塔赫取得卡拉迈大捷,从此发展为巴勒斯坦最有影响和实力的抵抗组织,1969年成功接管巴解组织。主张武装斗争的巴解组织由此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这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成熟。1967年“六五”战争后,巴解组织以约旦为基地袭击以色列,由于影响约旦的内外安全,在1970年的“黑九月事件”中被镇压,1971年又被全部赶走,撤往黎巴嫩。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发展壮大改变了当地脆弱的政治平衡,成为黎连年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最终在1982年被以色列彻底赶出黎巴嫩,撤往多个阿拉伯国家。在约旦和黎巴嫩“国中之国”地位和基地的相继丧失使巴解组织失去了同以色列直接较量的可能,实力受到沉重打击,基本丧失了继续开展反以武装斗争的条件。1973年十月战争后阿以冲突转入政治解决阶段。1988年,巴解组织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首次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存在和1967年的以巴边界;巴解主张在上述决议及保障巴勒斯坦人合法民族权利基础上,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会。[10]
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巴勒斯坦问题被列入谈判议程。
5.巴勒斯坦国家雏形:自治区建立时期
1993年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签署《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这标志着巴解组织通过谈判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迈出了一步。《原则宣言》及其后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和文件构成了解决巴以冲突的奥斯陆模式,为巴勒斯坦分阶段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国打下基础。1994年巴以双方签署实施《原则宣言》的《加沙—杰里科协议》。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临时自治进程,巴解组织从流亡的民族运动转变成自己领土上的政府机构,巴勒斯坦国家的雏形已经出现。巴以从1996年开始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进行谈判,主要包括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等问题,双方分歧很大,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加上双方极端势力的阻挠和政局的多次变化,和平进程一再受挫。2000年至2008年,巴勒斯坦爆发第二次武装起义,和平进程事实上陷于停顿,直到今天仍未真正恢复。
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民族主义相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地位相当特殊,它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但它卷入了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同一块领土的生死斗争。如前所述,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西亚的阿拉伯人实现统一,尤其是在大叙利亚地区。但是,英法的委任统治使阿拉伯统一的梦想成为泡影,西亚地区出现的一系列委任统治地逐渐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包括巴勒斯坦。英国划定了巴勒斯坦的边界,确立了一种权力结构,建立了类似于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此框架内,传统精英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开始逐步形成。就此而言,巴勒斯坦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先于民族产生,并展开了自身的民族构建。有学者将这种晚于国家产生的民族定义为国家民族(state-nation),以区分于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11]
摆脱英国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目标。然而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两个民族争夺同一块土地,形成了异常惨烈的冲突,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不成熟最终导致巴勒斯坦人未能建国,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根植于大众,能够有效地动员流散的群众,为实现建国目标而展开武装斗争。虽然未能正式建国,但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载体的巴解组织起到了流亡政府的作用,在动员巴勒斯坦民族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进行民族构建的同时,促进了国家的构建,这主要体现为巴解组织的发展。
第二,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没有明确的领土和首都、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随着以色列的占领和外约旦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处于埃及管制下的加沙地带成为巴勒斯坦仅余的领土。1967年“六五”战争中,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都被以色列占领。奥斯陆模式下的和平进程开始后,巴勒斯坦通过“以土地换和平”,收回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但至今仍未划定最终边界,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也悬而未决,而且以色列至今仍不断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伴随着领土的丧失,巴勒斯坦人在地域上被分割成以色列本国、被占领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三个区域的群体;在身份上,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公民,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成为约旦公民(以色列占领西岸后并未予以并吞,仍由约旦任命官员管理)或加沙巴勒斯坦人,流亡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或侨民,谋求建国的实际上是后两个群体。巴勒斯坦人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耶路撒冷的“圣地”地位,19世纪结束以前就存在着巴勒斯坦认同的萌芽。[12]
对巴勒斯坦人造成巨大灾难的1948年战争也成为他们的共同经历和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即使失去了共同的家园,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也时刻提醒着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显示着其民族特性,巩固和强化着民族认同。[13]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仍保持了民族意识,1988年他们甚至拒不庆祝以色列“国庆”,而称其为“灾难”。[14]
即使流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仍然保持着地域上的集中性。在寄居国的种种政策限制下,保持一定程度自治的难民营成为他们的主要居住地。
第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领导层经历了从传统精英家族向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的转变。巴解组织是一个由不同派别组成的松散联盟,除法塔赫外,还包括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人民解放斗争先锋队、阿拉伯解放阵线、人阵、巴勒斯坦共产党等派别。在遵守《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的前提下,各成员组织可以保留自己的组织体系和政治主张,因此巴解内部的思想倾向既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有左翼思想。在宗教信仰上,法塔赫领袖多属逊尼派穆斯林,人阵领袖如乔治•哈巴什和民阵领袖纳耶夫•哈瓦特迈赫均为基督徒。
巴解组织下属各派别的领导层多为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军官、政府官员等。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新崛起的民族主义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取得巴勒斯坦人的领导权。1967年以色列占领后,传统贵族一度重返地方政坛,但在1976年的市政选举中,被巴解组织击败。[15]
当选者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富有思想的年轻人,2/3的人不超过50岁。[16]
80年代,被占领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贵族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丧失。首先,以色列大规模没收土地,严重削弱了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贵族权力。到1987年,以色列直接控制了西岸52%的土地和加沙地带42%的土地。[17]
其次,巴勒斯坦雇佣劳动力阶层壮大,农民阶层趋于消失。以色列就业市场自1968年开始向巴勒斯坦人开放,到80年代,被占领土40%的劳动力在以色列工作。[18]
大批农民因此变成依靠工资收入的雇佣劳动力,不再依附传统贵族,这也为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最后,被占领土高等教育的发展造就了新的巴勒斯坦精英,对贵族政治产生了直接挑战。1972年以前,西岸和加沙地带没有大学,只有几个小规模的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几乎只有贵族精英子弟才能通过留学获得大学文凭。七八十年代,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平民子弟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巴勒斯坦大学约70%的生源来自难民营、农村、小城镇。[19]
高等教育造就了新一代的民族领导层,他们主导了被占领土的地方政治。部分年轻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新的认同,从宗教中寻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促进了被占领土激进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简称)即是在1987年第一次武装起义中迅速发展壮大的。
自阿克萨起义发生后,巴解组织号召力和凝聚力逐渐下降,哈马斯在2006年的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执政半个世纪的法塔赫获得组阁权。哈马斯的崛起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全新的成员,即激进的伊斯兰力量。哈马斯奉行伊斯兰教的指导原则,思想完全不同于巴解组织,虽然明确宣布尊重后者,但不赞成它的世俗主义主张;[20]
而是宣称“《古兰经》是宪法”,[21]
要“重建穆斯林国家”;提出消灭以色列国家,认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的瓦克夫”,任何人都不能放弃或分裂之;[22]《反对和谈,认为“圣战”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办法,所有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行动、建议和国际会议都是浪费时间”。[23]
哈马斯打破了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话语权的垄断,使后者面临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涉及未来巴勒斯坦的领土范围、国家性质,也涉及权力分配,从而具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形成代表了伊斯兰主义对世俗民族主义的挑战和另一种国家模式的出现,后者完全否定民族国家的西方模式,至少在理论上。
第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解组织在各种文件中多次宣称,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消除了所有宗教和种族歧视痕迹”,[24]
“阿拉伯人、穆斯林、基督教徒以及犹太人将过着平等、友爱、公正与和平生活”。[25]《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宣称,解放巴勒斯坦后将“保护这个国家所有宗教寺院,保证人人享有礼拜与参观访问的自由,而不会因人种、肤色、语言或宗教的不同而受到歧视。”
[26] 巴解组织各政治派别的思想和观点也是世俗的。[27]
人阵和民阵是巴解组织内地位仅次于法塔赫的更为激进的派别,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阶级斗争。闪电和阿解阵等组织也都强调要同时开展民族运动和社会革命。正因为各政治派别的世俗性,其领导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多元的,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但法塔赫也赋予民族斗争以一定的宗教内涵。事实上,“法塔赫”一词即有“穆斯林通过圣战的征服”的含义。[28]
第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坚持武装斗争。巴解组织成立之初,坚持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出路。据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阿布•伊亚德透露,巴勒斯坦游击队平均每月出击以色列的次数为:1967年12次,1968年52次,1970年前8个月为279次。[29]
然而,由于巴勒斯坦领土或并入约旦或为埃及控制,后来又全部被以色列占领,而埃及和叙利亚不允许游击队从本国袭击以色列,巴解组织不得不在约旦和黎巴嫩建立行动基地。同时,各游击队的武装斗争缺乏统一的决策与指挥,巴解组织只是各派别的松散联合体,没有建立与武装斗争任务相匹配的组织机构。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因此受到很大限制。1968年至1970年是游击队武装斗争最成功的时期,但就战斗强度和军事效果来说仍然有限。[30]
尽管如此,武装斗争对巴勒斯坦的民族国家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寄居国的抑制政策,弱化和模糊了流亡到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而武装斗争重新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1968年卡拉迈大捷之后,巴勒斯坦人的国际形象从难民、寄居国的二等公民演变为从事反以斗争的战士和革命者,这增强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荣誉感。武装斗争强调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自治愿望,证明了巴勒斯坦人追求独立的决心,强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法塔赫尤其重视武装斗争与民族认同的直接关系,在宣传工作中给予大力强调。[31]
参与武装斗争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法塔赫领导人因此在1969年成功接管了巴解组织。巴勒斯坦民族构建的进程推动了国家构建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武装斗争为巴勒斯坦国家构建提供了主题和实践,并通过政治精英阶层的形成和军事化、提供政治合法性等为巴勒斯坦国家奠定了基础。[32]
这主要体现在巴解组织的性质和作用方面。阿拉法特曾于1974年11月13日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正是通过我们人民的武装革命,我们的政治领导成员和民族组织机构才最终得以具体化,包括所有巴勒斯坦派别、组织和力量的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实现”。[33]
第六,巴解组织是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正式代表的巴解组织本身相当于一个流亡政府,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委员会代表全体巴勒斯坦人,是具有议会性质的立法机关,巴解执委会成为事实上的行政机关。这些机构的职能在巴解组织1988年10月公布的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文件中得到进一步明确。[34]
巴解组织还对侨居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征税。但在建立早期,巴解组织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传统精英,[35]
不能有效动员民众,没有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虽然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承认,但影响力有限。法塔赫接管后,确立了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吸纳众多群众组织加入,使巴解组织能够动员和组织巴勒斯坦民众,成为民众参与民族政治的渠道。
在巴解组织的庇护下,游击队组织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都获得了自治权利,巴勒斯坦的基层组织和准政府机构得到发展,这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组织基础。巴解组织的地位逐渐为国际社会接受:1974年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1976年成为阿盟正式成员,确立了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合法地位。1974年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并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大会议和工作,确立了其在国际社会的合法代表性。外交承认为巴解组织提供了更大的地区和国际舞台。根据奥斯陆协议,1995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宣告成立。1996年巴自治区选举阿拉法特为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同时88名成员组成了巴立法委员会。而民族权力机构的控制区域包括巴以共管地区在内,已占全部被占领土的40%,一个巴勒斯坦国的雏形已经形成。2012年第6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授予巴勒斯坦以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建国目标的进一步支持。
第七,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以色列的长期军事占领及其采取的掠夺性的经济政策,造成巴勒斯坦经济结构失衡,被占领土农业萎缩,工业落后,成为以色列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来源,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以色列。同以色列经济的紧密联系和事实上的一体化,成为巴勒斯坦经济的主要特点。现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曾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同以色列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几乎可以说完全从属于以色列经济”。[36]
这使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实际上等于是前者的殖民地。自治后,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色列仍然控制着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所有边界和关税征收,掌握着主要的资源、能源及劳动力和商品的流动,加之原有基础薄弱,巴勒斯坦经济仍无法摆脱对以色列的依附。以色列转交的代征税款是巴自治当局的主要财政收入,如果不算国际援助,占财政总收入的60%还多。能否按时接收到这些税款不仅决定着巴自治当局行政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还直接关系到自治当局本身的存在。[37]
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的经济命脉,实际上掌握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命运。
第八,巴解组织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和制约,也受到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占领后,巴解组织没有可以建立基地的领土,其主体和领导机构都依靠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栖身之所,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弱小的地位使其不得不依赖其他阿拉伯国家。而犹太人对处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巴勒斯坦的占领,也使阿拉伯国家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从而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但各阿拉伯国家根据本国利益制定的政策影响和制约了巴解组织。巴解游击队对以色列的进攻往往招致报复性军事打击,威胁到所在国的安全,因此军事行动受到与以色列接壤的各阿拉伯国家的限制。对巴解组织最早、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埃及。1964年5月,纳赛尔通过阿盟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巴解组织,从而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运动。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实力有充分了解,不希望轻启战端,使地区失去战略平衡。约旦原属巴勒斯坦,后来更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对巴解组织的影响尤其大。在约旦河西岸的主权问题和当地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权问题上,约旦与巴解组织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约旦授予西岸巴勒斯坦人公民权,使巴勒斯坦人占约旦总人口的60%。巴解组织在当地的发展壮大威胁到了约旦的国家主权和内政稳定,最终遭到镇压,不仅力量受到削弱,其武装斗争也完全依赖在黎巴嫩的基地。由于叙利亚与黎巴嫩之间的特殊关系,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叙利亚对巴解组织的影响。伊拉克和其他富有的阿拉伯产油国对巴解组织也拥有重要影响,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慷慨援助是巴解组织的重要财政来源。叙利亚和伊拉克对闪电和阿解阵的分别支持是巴解组织内部分歧的原因之一。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中占有崇高的圣地地位,不仅是阿拉伯世界,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关注和影响着巴解组织对耶路撒冷的政策。围绕着作为约旦河西岸一部分的耶路撒冷的权益,巴解组织和约旦也存在着冲突。
冷战时期,美国、苏联两国对巴解组织的影响最大。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战争中的惨败使英、法两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中东的势力急剧下降。苏联由于在战争期间“有力而果断的干涉”,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巨大声望,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迅速增长。而美国的直接反应就是1956年12月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它公开宣称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是“国际共产主义”。中东从此进入了两个超级大国激烈角逐的时代。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者自居,尤其是在与埃及关系破裂后,加强了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从1973年十月战争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双方经历了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分治,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支持以色列,对以色列取得阿以冲突历次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只是在1977年卡特出任总统后,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才发生明显变化,积极促使巴以和谈。在冷战结束后的中东和平进程中,美国也起着主导作用,只有美国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从而使阿以和谈产生结果。但是美国一贯执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使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在和谈中处于不利地位。2000年以来,美国全力投入反恐战争,大大减少了对巴以冲突的参与及对以色列的压力,这成为巴以冲突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范围内逐步形成,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为目标。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土地斗争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机会,领土被占领,民众被迫流亡,形成了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由于无法胜任反抗委任统治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双重任务,传统精英对民族主义的领导地位逐渐被新兴的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取代。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组成多元,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主张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将世俗国家和政治主权的思想与大众政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巩固和加强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认同,初步实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的国家构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巴解组织就是巴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然而,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以及阿拉伯国家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和美国偏向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严重限制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发展。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中东民族主义潮流中一种相当特殊的类型,其罕有经历不但反映了本地区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而且反映了当代大国政治的复杂性。
注 释: [1] 参见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the Crusades to the Pres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Baruch Kimmerling& Joel S.Migdal,
Palestinian: The Making of A People, The Free Press, 1993; Muhammad
Y.Muslih, 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hn Amos, The Palestinian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of a
Nationalist Movement,Pergamon Press, 1980; 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haul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between Gun and Olive Branch,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Barry Rubin, Revolution Until Victory?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the
PL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mal Jamal,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Politics of Contention, 1967-2005,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Y.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1918-1929, London: Frank Cass,
1974; Y.Porath,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From Riots to
Rebellion, 1929-1939,Frank Cass, 1977; Ann MoselyLesch, Arab
Politics in Palestine, 1917-1939: The Frustration of a Nationalist
Move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els Johnson, Islam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Palestinian Nationalism,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2。 [2]
参见赵克仁:《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历程》,《世界民族》2007年第1期;刘中民:《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与转型》,《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杨辉:《试论巴勒斯坦民族构建问题——本土与流亡民族主义的磨合与分歧》,《西亚非洲》2006年第9期。
[3]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参见黄民兴:《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西亚非洲》2001年第3期。
[4]
大叙利亚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以色列,它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地。
[5] Muhammad Y. Muslih,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p.218. [6]
参见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09—210页。
[7]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王建、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1页。
[8]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10页。 [9]
阿拉伯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逆序首字母读音,法塔赫的军事组织即“暴风”突击队。
[10] Yehuda Lukacs e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A
Documentary Rec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19. [11]
MostafaRejai and Cynthia H.Enloe,“Nation-States and State-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1969, p.140. [12]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the Crusades to the Present, pp.42-79. [13]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67. [14] IlanPappe,“The Bridging
Narrative Concept”,in Robert I.Rotberg,ed.,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t:History’s Double Helix,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97. [15]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31页。
[16] Glenn E. Robinson, 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 [17]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07. [18]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07. [19] Glenn E.Robinson,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p.16.
[20]《哈马斯宪章》第27条。该宪章收录于耶路撒冷媒体新闻中心网站:http://www.jmcc.org。
[21]《哈马斯宪章》第8条。 [22] 哈马斯宪章》第11条。
[23]《哈马斯宪章》第13条。
[24]《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政治声明》,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0页。
[25]
1969年7月12日阿拉法特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第66—68页。
[26]《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第16条。载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
[27] 关于巴解组织各派的思想,参见Shaul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between Gun and Olive Branch。 [28] Mordechai Nisan, Toward a New
Israel:The Jewish State and the Arab Question,AMS
Press,1991,pp.96-97. [29]
阿布•伊亚德:《不回故乡,毋宁死亡》,阎瑞松译,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印,1983年版,第87—88页。
[30]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67. [31]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p.195-196. [32]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65. [33]
讲话全文节录收入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342—348页。
[34]《巴解组织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文件》,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第127—130页。
[35]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p.98-99. [36]
马哈茂德•阿巴斯:《奥斯陆之路——巴以和谈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37]
参见姚惠娜编著:《巴勒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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