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抗战剧:小人物的光彩与误区

人民日报5月4日24版文章战争既是人类正义与崇高的极度彰显之时,也是人间丑陋与邪恶的集中汇聚之所。如果创作者在审美过程中对此不加区分,“传奇”而忘“正”,传战争负面之“奇”而弱于以人类精神之“正”去照耀,作品就可能变成对人世阴暗与污浊的“自然主义”展示,审美境界就可能陷入“邪祟”,自然无法达到较高的精神品位与审美境界。近年来,表现中国现代战争历史的影视剧,在大量视野独特而气象正大、形象鲜活而底蕴精辟的优秀之作不断出现的同时,也有不少的创作缺乏对战争美学的深入思考与精准把握,表现出一种对战争污秽、人间邪祟“猎奇”的审美倾向。

  刚刚在荧屏热播的电视剧《上阵父子兵》、《火线三兄弟》,讲述的是作为普通百姓的父子、兄弟在日寇入侵、家园危亡的历史关头走上抗日之路的人生历程,因为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历史的表现真实、鲜活、生动,受到观众好评。它们其实是近年来表现底层民众尤其是小人物自发抗争和精神成长的抗战剧的代表,被观众形象地称为“草根抗战剧”。

  总体创作构思方面,不少作品热衷于“野史”、“秘闻”叙事,并对其中的阴暗、诡异侧面,表现出浓厚的叙述兴趣。题材选择热衷于战争环境的特工、狙击手、别动队及其所展开的暗杀战、密码战、“特殊任务”之类;形象塑造着意于人物的奇特战技、离奇命运和性格内涵的异秉怪癖、匪性、邪性、反常性;情节编织则往往枪战、谍战与情战相交织。往往对历史事实“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将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描述得俨然个体强力与心机至上的武侠江湖。创作者还以之构成长幅度展开的故事链,作为历史进程的真实态势来加以呈现。过度的戏剧化与假定性,使得文本中弥漫着人间无道、人心险恶、世道惟危的“邪祟”的审美氛围,战争历史的真实根基却显得相当虚幻和漂浮。其中多方面地表现出创作者对人类负面生态“猎奇”的审美趣味。

  民族历史、民间生态、时代精神

  战争景观描述方面,不少作品为达到“类型剧”的惊险、悬疑、恐怖的叙事效果,往往选择战争生态的血腥、阴狠、残忍面,作为审美观照的聚焦点。从着重表现粗豪蛮勇的打斗片,到竭力揭示暴虐残忍的谍战片,这种渲染皆随处可见。《历史的天空》、《狼毒花》、《大刀》等总体审美品格刚健豪雄的作品,也穿插着不少刻意强化主人公与日寇血腥肉搏过程的情节和场面,一种对包含着内在阴狠的邪劲与痞气的审美认同,即氤氲其中。《血色迷雾》则反复渲染大家族宅院内鬼影憧憧、阴森森取人心肝于无形的场景和细节。《风声》更直接将“酷刑”场景的展示,作为了整部影片的叙事重心。“酷刑”本是人间邪恶与残忍的极端表现,如果缺乏正面价值的深度渗透,文本的审美境界就可能陷入炫耀和卖弄“邪祟”的猎奇状态。惜乎创作者对此缺乏充分的理性自觉,而将这类负面叙事元素装入所谓“密室逃逸”、“杀人游戏”之类阴暗智力与心机较量的叙事框架,以逼真地展现残忍细节、暴虐技能、受刑景观为满足。结果,审讯过程就演化成了一种谍战江湖“邪派秘籍”的列举与感官痛楚的渲染,既未使“谍战”剧以缜密推理使观众获得智力快感的审美优势得到有效的升华,也掩盖了作品以酷刑考验来衬托信仰者生命境界崇高的人文用意,以致创作者只能在影片结尾采用理念化的对白方式,才达成叙事的主观意图。邪祟的叙事内容、唯美的场景营构,甚至使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般的病态审美情趣。

  鲜活丰富的审美融合

  乱世日常生态表现方面,不少作品热衷于对民间陋俗与日常生活低俗面的渲染。《狼毒花》和《勇者无敌》不约而同地对旧时代的“童养媳”现象,作出了缺乏艺术节制而又并无意蕴开掘必要性的漫长铺排。《对手》津津乐道于敌对双方特殊的同学间“三角恋”关系,以致开始近10集的内容进展缓慢、游离主题核心,而在中日两军高级特工人员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创作者居然还设计出双方为情而远赴香港、纠缠不清的大段情节。此外,诸如“背尸”、“算命”等民间陋俗,恶少追良家妇女、“整容”以冒名顶替等恶俗故事,均在众多作品中被娓娓道来。甚至有不少涉及淫乱、不伦的生活内容,也被创作者借揭露敌方丑恶的名义大肆渲染。暧昧迷乱的人物关系、窃窃私语类的人生场景、低俗乃至丑陋的人生诉求,被广泛填充于乱世人间的生活形态之中,文本的主题寓意自然就难以建立在现实生活整体状态的坚实基础之上;而其中流露的恶俗、油滑的艺术气息,则大大削弱了战争题材审美所应有的庄严品位。

  这一类抗战剧存在着丰富多样的叙事形态。《血色湘西》、《生死线》、《中国地》、《零炮楼》等作品,聚焦闭塞地区的蒙昧百姓,在备受日寇摧残甚至面临灭顶之灾的境遇中逐渐觉醒、奋起抗争的过程;《川军团血战到底》、《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国骑兵》等,着力展现地方上杂牌部队的惨烈抗战,以及他们身上突出的英雄血性与牺牲精神;《上阵父子兵》、《火线三兄弟》、《乱世三义》等,突出的是乱世民间以血缘伦理和江湖道义为基础而形成的抗战局面,亲情伦理和民族大义相互交织;《桥隆飙》、《民兵葛二蛋》、《一个鬼子都不留》揭示主人公基于个体人生遭遇的抗战与觉悟,带有个体人格成长叙事的性质;《我的兄弟叫顺溜》、《地道英雄》、《水上游击队》等作品则以民间作战方法和战术绝技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叙述。

  人文意味探索方面,不少作品则显示出“正面形象妖魔化、反面形象人性化”的艺术表现倾向。《我的团长我的团》为强化人物心理蜕变和人格升华的曲折艰难,过度地渲染“炮灰团”成员神经兮兮、逮谁跟谁过不去、恶狠狠地嬉戏和调侃一切的行为特征,过度夸张他们在战争“炮灰”的命运中狂躁、无奈的心理和落拓、愤激、乖戾的人生情态,结果使人物性格显得诡异乃至变态,反而遮蔽和消解了英雄人格主导元素的崇高性。而且,剧中还通过浓墨重彩地展现中日双方士兵的隔河对唱,着意表现出日军同样存在类似的狂躁心态。单从情节和场景构思角度看,这种描述确实颇为新奇,但如果客观现实真是这样,那事关两个国家命运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就不啻是一场人类相互间不可理喻的群殴与闹剧。《南京!南京!》表现日本军士角川的困惑、忏悔心理和人格的崩溃、救渎过程,则存在夸大人性良知功能、夸大人格偶然因素并以之为主导倾向的局限。南京大屠杀时期,日本侵略军整体人格正处于受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武士道精神支配的亢奋状态,战争的节节胜利更必然会导致其自信心强烈而反省意识极度匮乏;在实施屠杀的过程中,虽然个别参与者偶尔的心理震撼可能存在,但人性善的整体泯灭则是必然的,否则那惨绝人寰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发生了。所以,以角川这一人格个案来代表和预示整体状态,最终将导致侵略者文化人格本相和侵略战争历史核心内涵的遮蔽,实质上是一种由窥探而至美化“邪祟”的猎奇性审美。

  首先,这些抗战剧通过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鲜明、有力地揭示了底层民众弱势、蒙昧、备受摧残却如野草般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和崇高的牺牲精神。战乱年代中的这些底层百姓,大都出现过《血色湘西》、《生死线》、《零炮楼》所描述的因为蒙昧无知而对日寇入侵“不设防”的状态,但《生死线》、《民兵葛二蛋》和《一个鬼子都不留》里日寇烧杀掳掠乃至屠村的暴行,以血的教训一下子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轨迹和人生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许如《一个鬼子都不留》的杀猪匠庄继宗一样谋略贫乏、手段拙劣,也许如《零炮楼》的维持会长贾文清、张亿仓一样历尽磨难、备受委屈,也许如《上阵父子兵》的父亲那样的自保与逃避,但随着战斗历程中个人命运遭遇和整体抗战形势的巨大变化,这些底层民众崇高人格的内在光辉,逐渐地与他们的反抗意志、牺牲精神和不断增长的战斗本领一道,越来越鲜明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草根抗战剧”所表现的这种集体历史命运,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存在着深层的相通之处。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基本审美品质才获得了观众广泛的精神认同和心理亲近感。

澳门新葡新京娱乐场,  当下战争题材影视剧充分注意到了深入社会生活的深处,来探讨现代中国的战争生态及其人生命运;同时往往以带有“审美游戏”性质的类型化叙事来实现,以增添娱乐性。但不少的作品或因为盲目追求审美的快感和娱乐性,或因为迷失于生活内在的混杂、丰富性,对战争的历史与文化品格缺乏总揽全局的有力把握,以致剑走偏锋,堕入了对战争历史阴暗、污浊面猎奇的叙事状态。这样的审美境界,实际上既不能充分地满足受众深入了解历史内在真实的认知需求,也不能高品位地满足受众的审美欲求。应当说,阴暗与污浊确实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对战争生态的负面、阴暗面的丰富表现,也有利于强化崇高所蕴含的恐惧性,从而突显历史崇高境界的沉重代价和实现难度。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切实把握好艺术辩证法的两极平衡,不能使正面价值倾向构成文本审美境界中具有压倒性的精神氛围,以致对战争阴暗与污浊的揭示,蜕变为一种对历史文化“邪祟”的猎奇,那么,作品就有可能沦为审美的“末品”与“下流”。只有既叙历史之邪祟与诡异,而又能成功地升华为审美的正大与崇高,我们的战争历史叙事,才有可能真正地步入既深刻有力、又刚健有为的精神境界。

  其次,这些抗战剧以极富原生态色彩的艺术画卷,广泛、精彩地展现了底层民众在民族苦难和抗争的时代命运中的复杂生存状态。“草根抗战剧”大都注重表现乱世的民俗气息、地方色彩与生活质感,同时将审美重心放在人物思想性格不成熟的英雄“前史”,特别是他们身上的民间生活与精神习性遗存方面,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中国底层百姓的生存逻辑、价值准则、心理情感和文化品质,以及这种民间文化在承受悲苦、抗敌御侮的历史节点面前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之上,创作者还以对于世态万象的丰富了解、世事沧桑的深刻认知和自由不羁的审美想象力,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而独特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多层次、多侧面地揭示了芸芸众生在遭逢乱世、生死攸关时的复杂生态。可以说,“草根抗战剧”最为重要的审美贡献,就在于展现战乱中气象万千的民间抗争生态,其间包含着相当丰富、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既充分满足了受众的世态认知欲和审美好奇心,又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当代文艺对于民间生态资源、民间文化意蕴的审美发掘。

  再次,这些抗战剧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建构起了一种民间文化与红色文化、民间良俗与革命伦理良性互动的主题精神走向。《血色湘西》、《生死线》、《中国地》、《零炮楼》、《上阵父子兵》的主体场景都是民间文化主导的百姓生活与斗争,却都设计了一条中共地下党或八路军、新四军的情节线索,其中的艺术匠心,就是要从中显现民间规范与革命伦理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性,并以之为基础达成对民间生活流向和文本主题方向的牵引功能。《火线三兄弟》、《乱世三义》、《一个鬼子都不留》表现英雄人物形象时,也总是在充分展现了他们身上的草莽豪侠气息、农民文化品质之后,还进一步揭示这种草根英雄人格在红色文化价值规范的引导下修炼和蜕变的过程,各路英雄好汉最终或者以草莽英雄的姿态与敌人同归于尽,或者如“百川归海”一样投身到中共革命队伍之中。由此,“草根抗战剧”的意蕴建构就既立足于广袤的民间话语空间,又与时代的主流精神形成了一种“同频共振”的状态,显示出历史性融合的审美特征。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