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反对历史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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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先生于2018年3月5日离世,享年90岁,堪称人瑞。学术界高度评价他对“历史研究”的贡献:“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今日保马特别推送海登·怀特先生的文章来缅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

人们所谓的“历史”,就像是一个人在街上忽然看见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而这个人基于对说实话的信仰,于是记录道:“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可是,当他的记录被第三个人看到的时候,这条貌似如实的记录就被看到的人基于自己的生活感受附加以倾向性联想。此联想之传递便构成了一种倾向性“叙事”。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倾向性叙事,就不关心现实中的“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这件事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了。他们只需要他们选择的那个叙事足以支撑和说明他们安顿于其中的生活处境就够了。所以“历史”倘若试图保持在纯粹的“说实话”的范畴中的话,就意味着它拒绝被阅读。

保马今日推送海登·怀特《反对历史现实主义——对“战争与和平”的一种阅读》,译者赵文。海登·怀特先生这样评价《战争与和平》:“事实上《战争与和平》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在完美地实现了历史小说的同时,在实际上也取消了历史小说。在这一过程中,它质疑了它以之为基础的历史意识形态,从而瓦解了欧洲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

王德峰教授打过一个比方:拿破仑的厨师基于对实话实说的信仰而试图如实地记录拿破仑的一天,于是拿了一个本子跟在拿破仑的屁股后头如实记录。可以想见,他记录下的只是拿破仑吃喝拉撒之类的事。至于拿破仑脑子里是否在盘算一场战役,是厨师的“史笔”记不下来的。于是,此厨师信心百倍地宣布说:这一天拿破仑什么也没有做,就吃喝拉撒了。当然,厨师说的的确是“实话”。右倾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高华者流“秉笔直书”鼓捣出来的所谓《红太阳怎样升起》,即属于此类。

感谢本文译者赵文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所谓历史哲学,就好比另一个人在街上看见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基于一种长久的哲学训练与乎对人类语言的不信任,他这样记录到:“我的眼睛看到:不知出于何种理由,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然后不满足于“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的表象,进而追问这件事的背后到底还有些什么,在无形无相的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于进而追问当人们对这个叙事产生倾向性选择性联想之后,那倾向性选择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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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例: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在这部小说中,对抗拿破仑的俄国将军库图佐夫显得十分地无能、慵懒,似乎除了爱打瞌睡外没做什么。可是。库图佐夫的没做什么却最终打败了拿破仑。托尔斯泰关心的当然不是库图佐夫的“没做什么”,而是无形世界中的某种神秘的、老子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的“玄牝”的法则。托尔斯泰所要揭橥的,乃是俄罗斯思想家们所谓“俄罗斯较之西方文明而言是一个女人”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显然是历史记录者没法去捕捉到的。

青年时代的海登·怀特

简单地说:作为文本而被解读着的“历史”,不过是一种被当做“真实”的“叙事”;而历史哲学关心的却是让“历史”成为“历史”那些个无形的法则。没有历史哲学的维度,“历史”不过是拿破仑的厨师记录下的那些个吃喝拉撒之类的琐事而已。

反对历史现实主义

——对“战争与和平”的一种阅读

海登·怀特

Hyden White “Against Historical Realism”, New Left Review, 46,
July-August 2007, pp. 89-110.

中译选自:《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就小说在欧洲理解的文体意义上来说,我们俄国人是普遍不懂得如何写小说的[1]。

——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庞大而未完成的复杂着作,任何简单的概括都不可能对之做出公正的评判。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两部大书,其一是历史,另一则是虚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1812年拿破仑入侵为俄国社会造成的后果的一种说明。由于这部着作混合了历史、小说、史诗等多种文体,批评家们历来在如何为之归类这一问题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通过本文,我将把这部着作当作一个例子,来说明其最明显之所是——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意味着什么。然而《战争与和平》又是一部特殊的历史小说:它试图表明,我们虽然不可能不将“历史”用来当作表述重大事件的一种语境,但对这类事件的“历史”说明却从来不可能解释这些事件。事实上《战争与和平》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在完美地实现了历史小说的同时,在实际上也取消了历史小说。在这一过程中,它质疑了它以之为基础的历史意识形态,从而瓦解了欧洲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

托尔斯泰本人拒绝将他对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国的解释归入任何特定文体的标签之下。1931年批评家鲍里斯·艾亨鲍姆指出,托尔斯泰开始时——着作内容开始的日期是1805年——是把这部着作当作
“家庭小说”和“军事历史小说”——这是两种公认的俄国文体——的结合来写作的[1]。然而,艾亨鲍姆指出,从第7卷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即历史哲学史诗。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三种文体线索相互交织组织起了整部《战争与和平》:一是历史线索,一是小说线索,另外一个则是哲学线索(对书中所讲述的历史事件和虚构事件所引发的某些抽象观念的插入性论述)。使《战争与和平》成为历史小说文体完美体现的正是这些线索的结合。托尔斯泰不仅创作了一部历史小说,他还让这种文体接受了他自己历史哲学观照之下的分析。这种批判哲学的维度在托尔斯泰之前的伟大历史小说家——斯各特、曼佐尼和大仲马——那里是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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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篇幅虽长,但它所描写的情节时间相对较短,从1805年奥斯特里茨战役到1812年12月5日拿破仑退出俄国,共计七年时间。故事情节大致在有关军事战役、战斗和战争过程的故事和对俄国上流社会受战争影响的生活说明之间平均分配。一个故事讲的是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权力和荣耀,而另一个故事则涉及通过“社会”提供的手段获得爱情、权力和财富。这两个故事从未完全汇合在一起,对它们来说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着“战争”与“和平”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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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最初作为连载于1865年到1969年之间刊出,但大多数版本都将全着分为若干卷,各卷又包含若干部分或章节。卷与卷之间或章节之间几乎没有连续性。这些片段毋宁说构成了小品、逸闻和小型历史叙事的系列(在第八卷当中就有三个连续的片段:“罗斯托夫一家在剧院,海伦在隔壁包厢”,“描写歌剧”,“阿纳托里和多罗霍夫在莫斯科”)。这些小品有时候就是对当时报纸上的faits
divers的汇集。人物不是按照不同经历阶段发展的,而毋宁说只是随着时间发展而重复出现,每次出现都具有了一整套新的特性。但话说回来,全书的情节的时间跨度只有七年时间。其中有几处心灵启示的时刻:保尔康斯基有一次,皮埃尔有一次;而实际上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个人物是成长的——但在所有这些人物当中,是没有重大的、持续的性格变化的。大多数人物与其说经历了发展,不如说经历了某种变容,当他们经受了“战争”与“和平”轮番带来的失望与挫折时,身上会添加一些新特性,同时也会去除一些旧有的特性。《战争与和平》不是一部快乐的小说,尽管托尔斯泰最初是规划把它写成一部结局美满因而一切美满的喜剧的。

《战争与和平》包含的各个片段组成了一组系列,但却并非是一种连续的序列。序列性以主从关系在整个叙事跨度当中分配意义,逐渐在文本的全部素材当中区分出重要和次要的东西,并使得全部素材都指向一个结局和完结之点,在结局当中,相关事件的支配性意义才能最终被把握或理解。通常而言,对诸事件的历史学处理的本质就在于尝试在似乎只存在连续性。但是托尔斯泰因为面对历史而拒绝序列性:他不相信历史有某种情节。进而他为了拒绝情节安排的诱惑,转而采用编年史写法当作他对1805年至1812年俄国生活的描写的基本组织原则。

因此,第一卷至第六卷连缀起了1805年—1810年的一些相关事件,构成了对法国与俄国之间军事和外交关系的相当直接的说明、对拿破仑大军和俄奥联军间最初的战争的描写以及对代表俄国贵族特征的主要的虚构人物的介绍。本书没有铺垫开门见山,正如它在1400页之后没有终结而戛然而止一样。我们被直接抛入圣彼得堡的一处社会场景之中,这是一场soirée,在那里人们讨论着暴发户式的新贵拿破仑·波拿巴。我们看到了对皮埃尔·别祖霍夫的介绍,最终我们会知道他是全书当中的主要虚构人物,但实际上我们此时又不知道有关他的任何背景(他是非婚生子,但他的母亲却又未被提及,我们对他的童年和成长一无所知)。无论如何他都未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全书结尾一直如此。他很少行动,但是他身上却发生了众多的事件。

作为主人公,皮埃尔身上有太多东西让人好奇;他不太像是贵族德性的具体体现,而更像是来到城市的乡下人的典型。皮埃尔的朋友安德烈·保尔康斯基是贵族德性的具体体现这一角色更合适的人选。前六卷断断续续地展开了安德烈公爵的故事:他的无爱婚姻、他妻子因难产而死、他对生活的痛苦的领悟过程、他对年轻漂亮的伯爵小姐娜塔莎·罗斯托娃的爱以及他们的婚约。但是他作为一个主人公又太失败了。他搞砸了与娜塔莎的婚姻约定并在解决与她之间的问题之前死去。七、八两卷形成了1807年—1812年之间的某种过渡,也为新的历史哲学提供了准备性铺垫,这种新历史哲学将被用来解构1812年战争的官方解释。第七卷涉及“和平”、乡村生活和在领地的快乐的罗斯托夫一家,而第八卷则描写城市生活——即莫斯科的生活——和皮埃尔的妻弟阿纳托里·库拉金对娜塔莎的诱惑。皮埃尔阻止了阿纳托里诱拐娜塔莎的计划,安德烈拒绝了她,她自杀未遂,而皮埃尔意识到他爱娜塔莎胜过他不忠的妻子海伦·库拉金娜,他只是出于欲望而与她缔结了不光彩的婚姻关系。正如这个不太完整的概括所示,在本书的这些虚构部分有许多复杂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同时托尔斯泰让我们对“史实”的出现引发的纷繁复杂的情况做好了思想准备。

第九卷到第十卷,作为《战争与和平》的最大的“部分”,涉及1812年5月到12月的“战争”的七个月。它们描写了拿破仑怎样入侵俄国,又怎样遭遇了筋疲力尽、身有残疾且几近失明的老式人物陆军元帅库图佐夫领导下的军队的抵抗。拿破仑的军队向莫斯科挺进,占领并洗劫了这座城市;但当其军队变成了掠夺者和醉鬼组成的乌合之众的时候,他也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他决定撤出莫斯科,撤回法国老家。接下来,就是他的军队在撤退中的毁灭;最终,拿破仑把他最初带到俄国的50万大军的残余全部抛弃,返回法国,遭遇了他的滑铁卢。

因果性与自由

这后一部分正是《战争与和平》的实质所在。就是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对过去的说明,而是作为一种力量以自己的面目现身,被展现为个体的人和民族二者之命运的隐秘的操纵者。作为过去事件的全部总和的历史概念向另一种历史概念的转变明显出现在第九卷,后一种历史概念将历史看作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事件发生,并为人类社会赋予一种特殊但又未知的方向。也就是在第九卷当中,叙述者反思了伟大人物如下信念的反讽性:他们总是相信他们自己并非历史变化的结果而是其肇因。托尔斯泰认为,历史学家们书写历史,使得历史事件的原因便是王侯将相们的意志,他们的愿望和命令似的,从而也滋养了王侯将相们的自负之心。他强调,实际上历史事件是“无数原因”造成的结果,这些原因多得使历史“无理性可言且不可理解”。人和民族的运动依赖于卷入这些运动的所有人的默许,因此实际上发生了的一切事情原本也完全可能不发生,而一旦发生,回过头来看则显得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因而我们被置于这样一个悖论的境地,在其中我们必须既坚持历史对我们的决定,同时又坚持我们相对于这种决定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似乎相信某种“对立相合”的存在。因为他虽然用了大量篇幅证明历史中的一切事物“之所以要发生,只是因为其一定要发生”,但他也认为,我们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是将自己看作被决定的还是自由的最终是无关紧要的。因而托尔斯泰写道:

每个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生活,它的趣味越抽象,它便越自由;另一方面是自发的群体的生活,个人在群体里不可避免地要遵守那为他预先规定的法则。

一个人为他自己有意识地生活着,但他是全人类达到的历史目的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

托尔斯泰认为,人可分为有意识的生活和他们动物性的、身体性的,或“蜂巢”生活。在前一种生活当中,人们体验其自由,而在后一种生活当中没有“体验”可言,只是过着“自然的”生活。

托尔斯泰坚持认为,人类生活的这两个维度在相反的方向上与社会权力的个人享有的程度相关:“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关系的人愈多,他对于别人的权力愈大,他的每个行为的命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所以在托尔斯泰看来,“帝王是历史的奴隶”——以此类推,或者看上去似乎是,最底层的奴役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最大的“自由”。

按照这种推理,个人成就恰恰就在于认识到我们有意识地渴望、欲望或渴求的东西实际上是社会调节的结果,而我们应该渴望并寻求的则是完全投身于“蜂巢”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当中,繁衍生息和死亡并非是社会的目的而是生命的目的。“拿破仑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服从那些不可避免的法则,这些法则迫使他为总的事业、为历史做那必须做的事情”,这并不像它初看上去那么矛盾。因为托尔斯泰相信,由于一切事件都是在整个历史当中起作用的全部因果力量的结果,所以人类的自由意志感也必须被视为命定的;因此之故,无论人自由与否,他们的自由感一定要作为因素被计入由人类引发的所有事件的产生原因之中。托尔斯泰指出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任何具体个体或群体享有的权力越大,有关权力的性质和范围的错觉也就越严重,而追求权力所造成的伤害也越大。因而放弃获取权力或行使权力的一切努力,并进而返回由家庭、社会等级和种族构成的“蜂巢”生活之中,乃是一项成就。消极性是应予追求的条件。行动的能力、英雄的特点,是组织化的社会生存当中最可怕的源头。

因此,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明显区别,或作为英雄式的生活与庸常的、谦卑的或无关紧要的生活的区别基础的行动与激情,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的二元论。出色的行动者拿破仑实际上只是他对之无能为力的那些力量的产物;而昏昏欲睡的、耳背的、上了年纪的、惊慌失措的不称职的元帅库图佐夫结果却成了战胜拿破仑的胜利者和俄国的救星。库图佐夫是主动性被动的化身,而拿破仑则无非是被动性的主动者。库图佐夫的意志力量表现在强迫他与拿破仑作战的全力抵抗当中,而拿破仑的意志力量则表现在只要在他能战斗的一切时候和一切地方他都坚持战斗。因而其中一人是通过消极性而获得了他的胜利,另一个人则通过行动获得了他的失败。在《战争与和平》当中,战争是一种荒诞的行动,最终是一出滑稽戏。

比如在第十卷中,托尔斯泰中断了对皮埃尔·别祖霍夫参观鲍罗金诺战场的描写转而对刚刚打完的这次战役的无意义进行评论:

涉法尔既诺多角堡前的会战是在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双方都未发一弹,二十六日发生了鲍罗金诺会战。

为什么和如何由一方挑动,而另一方接受了涉法尔既诺和鲍罗金诺的会战?为什么发生了鲍罗金诺会战?这对于法军,对于俄军,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对于俄国人,最直接的结果是,并且应该是——我们临近莫斯科的毁灭。这个结果在当日是很明白的,可是拿破仑却发动而库图佐夫也接受了这个会战。

托尔斯泰的解释——与官方历史学家的错误观念形成的解释完全相反——是“库图佐夫是被动的和无意义的。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了附和既成事实,狡猾地制造出了统帅的远见与天才的证据,而指挥官在历史的一切被动工具中,是最奴性的最被动的人物”。托尔斯泰取笑那些战略家和战术家,正是这些人拿着图表、地图和部署图,努力将现代大规模战争变成精确计划的事情。入侵俄国涉及的军队总量决定了,双方交战的战役与其说取决于抉择,不如说取决于惰性的飘移作用。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毫无理由地任意下决断,像孩子浪费糖果一样地滥用他的军队,一旦其意志受到阻挠便噘起嘴来。相反,库图佐夫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保存他的军队或保持其残部,只在迫不得已之时才投入战斗,只知道撤退,撤退,再撤退——直到将莫斯科拱手让给敌人。这是一场错误的卓绝光辉和个人主义与真实的沉闷、坚韧和听天由命之间较量的战斗。最终拿破仑发现自己占领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城市,他的军队缺乏过冬的物资,而他的补给线也被切断了。

可是拿破仑,这个被历史学家誉为天下最伟大的天才的人,掌握着全部军队,……利用他的权力在可供选择的道路中挑选了一条最愚蠢最有害的道路……他退出了莫斯科……拿破仑使人觉得,他仿佛是这次军事行动的领导者(就像古时雕在船头上的神像往往被当作驾驶船只的力量一样),其实他这个时期的行动就像一个孩子,他拉住马车上的带子,自以为在驾车[3]。

正是因此,《战争与和平》的战争故事尽管描写了大量的人为行动、冲突、战斗和毁灭,但归根到底是不会对此做英雄式的描写的。最初在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看来英勇和高贵的、甚至悲剧的东西,在托尔斯泰那里被揭穿为对自己正在做的毫无所知的一个来自西方的江湖骗子所干下的一场毫无意义、无用的屠杀式冒险。俄国人在对拿破仑的侵略做出回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是某种斯多葛主义的和消极的英雄主义。俄国人所做的只是忍耐。这就是这个民族的天赋。

所以,在面见库图佐夫元帅之后,安德烈公爵回到团里,

对大局和受委托指挥大局的人感到放心。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安德烈公爵越清楚地看到这位老人没有私心,仿佛缺乏归纳事件、做出结论的智慧,只有易动感情的习惯,以及善于静观事态发展的能力,他就越感到放心,越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妥当……“大家信任他”,安德烈公爵想,“主要因为他是个俄国人”[4]。

当然,这话出自安德烈而非托尔斯泰之口;我们无法确知托尔斯泰是否希望他的读者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安德烈的想法——尤其是安德烈是那些“知识分子”之一,他们总是通过自己的理性的视角而不是他们的感情来看待现实。然而“俄国人”的确在托尔斯泰的史诗当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并解释了俄国反抗西方暴君并赢得胜利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小说的军事历史部分,托尔斯泰让“法国性”和“俄国性”形成截然对立,一个是意识、灿烂光辉、理性、风格独特和行动;另一个则是感性、团结、坚韧、朴实和热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这个战争故事当中有那么多的喧嚣与躁动的军事行动,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战争与和平》当中虽然有许多事件,但却很难指出具体的事件和任何具体事件对随后事件所产生的那种连锁反应。那些战斗并非始自规划,而是源于偶然,它们的结束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君主、将领以及各类官员发布命令,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命令要么湮没无闻,要么被错误传达,要么则被普通人当作耳旁风。莫斯科被法国人占领,但从未被法国人征服。当这座城市被俄国军队放弃的时候,拿破仑似乎已经赢得了战争,但俄国人拒绝承认他的胜利,对他不闻不问,也不公开对抗他。最终,俄国人就当他根本不在莫斯科一样做事,结果拿破仑不得不放弃莫斯科。库图佐夫以尽可能少做事的方式,通过撤离并放弃莫斯科的方式,通过让拿破仑陷入对欢迎王师的徒劳等待之中并最终精疲力竭的方式,赢得了胜利——如果我们可以说他“赢了”的话。所以,作为对拿破仑入侵俄国的一种解释,《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没有事件或可以组成完整情节的行动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无事件性和无情节性即便没有预示现代主义小说——或写作《情感教育》的福楼拜这类现实主义者那里显而易见的现代主义方面,也与这种现代主义是相近的。

Part 2

《战争与和平》当中所有的主要俄国人物形象都属于贵族阶级。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是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兵,在拘留所与皮埃尔交上了朋友,当他精疲力竭地倒在路旁像狗一样被射杀时,在皮埃尔的印象中,他是“善良的圆圆的俄罗斯人的典型”。与书中的所有贵族不同,卡拉塔耶夫有着俄国的土地和它的精神所孕育的智慧,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而非是思想的智慧。“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他生活的不自觉活动的表现。而个人生活他觉得毫无意义。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到的整体的一部分才有意义。”[5]

卡拉塔耶夫代表了从社会当中解放了的人类的范式。他无所求,无所渴望,他接受一切,他在他本人和他所属的社会之间感觉不到任何隔阂,他根本没有“自我”。在皮埃尔看来,卡拉塔耶夫是个“朴实和真理的不可思议的永恒的浑圆化身”。他是一个出色的反英雄,也可以说是一个圣徒。《战争与和平》当中的其他人物最终都是以他为尺度而得到衡量——并因而找到他们所渴求的东西的。在描写1812年的别祖霍夫和罗斯托夫家庭的尾声部分,即本书的真正结尾处,小说再次求助卡拉塔耶夫,让他当作衡量皮埃尔是否渴望能够返回社交界并参与政治运动的愿望的试金石。娜塔莎问皮埃尔卡拉塔耶夫是否会支持他和他参与政治斗争的计划。

“不,他不会赞成的”,皮埃尔想了想说。“他会赞成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希望看到处处是一片高雅、幸福、安宁的景象,我会自豪地让他看看我们。”

这是小说的最后一个场景。它并非一个结尾,但我们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未来在等着皮埃尔和娜塔莎。但我们至少知道皮埃尔和娜塔莎已经在他们相互的爱之中,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之中为至少是皮埃尔构想的社会应该成为的样子寻找到了一种模型。“我只是想说”,皮埃尔继续说道,“凡是具有伟大影响的思想都是简单明了的。我的全部思想只是,如果坏人结合成一股势力,那么好人也应该这样做。这道理很简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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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场景当中,托尔斯泰希望我们相信,俄国贵族越是“社会化”便越是失去他们身上的“俄罗斯性”。他们文明化的同时也法国化了。托尔斯泰让他笔下的俄国贵族说起法语来比说俄语更流利,借此说明了这一点;当他们居住在乡间并不得不与他们的农奴和仆人交谈的时候才又变成俄国人。在书的开头我们初见皮埃尔的时候,他刚刚从巴黎学习归来,当时是拿破仑和法国启蒙的钦佩者,在他身上法国做派和他粗大的外貌、他的近视、他的不优雅的行为举止所反映的质朴的俄国本质形成了生动的对比。

从生理角度看,皮埃尔是俄国宫廷那些漂亮骑士——安德烈、阿纳托里、多罗霍夫、鲍里斯等人——的反题。与库图佐夫一样,皮埃尔太胖了,以至于无法舒服地坐在马背上,近视太严重以至于不能看清他周围的事物,口齿太不清晰以至于既不能赢得女士的芳心也不能说服聪明的男士。我本人怀疑——但我找不到文本中的证据支持我的这一猜疑——皮埃尔的母亲是个女农奴,他的身体特征可能反映了他与其祖国俄国的土壤之间的原生性联系。但无论如何,皮埃尔的以世界性方式完成的“Bildung”或有关人情世故的“情感教育”与他的西方同辈的完全相反。他对“战争与和平”的体验驱使他一步一步地远离“社会”,而越来越深地投入到对某种共同体的探寻之中,这种共同体是当他被法国人囚禁,遭到死亡的威胁,被剥夺了所有世上的财富,只剩下了与卡拉塔耶夫——他将他当作身具疗救性的爱的力量的寓言——的兄弟情谊之时,在人们那里所发现的。卡拉塔耶夫被一名法国士兵射杀之后,皮埃尔一夜精疲力竭,一再做着鲍罗金诺战役后在莫扎依斯克曾做过的梦:

又是现实和梦幻交织在一起,又有人——不知道他自己还是别人——对他谈思想,而且就是莫扎依斯克村人家对他谈的那些思想。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运动。这运动就是上帝。有生命,就有感知神圣的快乐。要爱生命,爱上帝。最困难和最幸福的事,就是在痛苦中,在无辜受苦时爱这个生命。”

“普拉东!”皮埃尔想到了他。[7]

囚禁和退化的经验在皮埃尔身上产生了作用,他慢慢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非常彻底:

以前他苦苦追求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他已不存在了。这种人生目的现在对他不是暂时不存在,而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种没有目的的人生使他快乐地感到充分的自由……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规则、某种言论、某种思想,而是信仰可以感觉到的永存的上帝。

这种对上帝的新信仰,让皮埃尔与其他的男男女女建立了一种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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