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在世历所举办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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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史研究虽然晚至20世纪80年代才在欧洲出现,但成绩斐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历史地理学、法国年鉴学派、汤因比的有关著作,为环境史在欧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养分。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顺利发展,与欧洲学者的努力,尤其是《环境与历史》杂志的创办,欧洲环境史学会的成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总体上看,和美国相比,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和全球史的视野,而且自始就重视城市环境问题。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发展参差不齐,西欧和北欧比较发达,而东欧和南欧相对落后。
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兴起,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缘起,与地理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有密切联系,但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出现,则受到了美国同行的影响。欧洲环境史学会虽然迟至1999年才成立,但近年来,欧洲学者在环境史领域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欧洲已经成为美国之外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中心。本文拟对环境史在欧洲的起源、发展及其研究特点做适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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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告会

环境史对自然作用的重视,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地理学、法国年鉴学派、汤因比的有关著作,都为环境史在欧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养分。
从学术渊源来看,在欧洲许多国家,环境史都是在历史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004年《环境与历史》杂志发表过一篇由多位欧洲学者合写的文章,介绍环境史在欧洲11个国家的发展概况。该文在追溯环境史的源头时,首先提及的是历史地理学。
参与撰写该文的英国、芬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多国学者,都强调了本国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学术渊源关系。伊安•西蒙斯(Ian
Simmons)、约翰•希埃尔(John
Sheail)是英国知名环境史学者,两人的专业背景都是地理学。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是环境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他认为,“环境史并非20世纪的创新”,而是历史地理学的延伸。环境史“的学术源头或许可以追溯至17、18世纪。当时,西欧人,尤其是博物学者、卫生官员及管理人员,接触到令其惊异、完全不熟悉的热带环境,接触到由其导致的环境破坏。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它主要以历史地理学的形式存在,在1956年出版的题为《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一书中达到顶峰”。
格罗夫的上述观点未必全都符合事实,但他所强调的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存在密切联系却是无可争议的。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及其演变的科学”,与环境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地理学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
在英国地理学者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看来,历史地理学在环境史最为关注的一些领域,诸如“地球的变化和改变”、“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经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栖息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从亨利•达比(Henry
Darby)等知名学者的著作来看,历史地理学比较侧重于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历史地理学被批评过于“人类中心,并且把人类整体从其依赖的自然其他部分分离出来”
。就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言,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在历史地理学那里,“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
地理学中的“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及“或然论”莫不如此,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往往是一种单向的关系。而环境史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环境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人类生态系统。环境史研究“人与自然其他部分的互动关系”,这显然是一种双向关系。在价值取向上,环境史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中心主义。
除历史地理学外,年鉴学派也往往被视为环境史的源头之一。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年鉴学派“使环境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而克罗斯比指出,年鉴学派率先作出不懈的努力,“探讨人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有机和无机的世界相互作用”,但他也指出,年鉴学派“并没有导致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年鉴学派被美国学者作为经典,用来证实并捍卫他们的创新观点”。
芬兰学者蒂莫•米尔恩托斯肯定了年鉴学派对环境史的推动,他说,“通过研究社会结构与自然背景的相互关系,年鉴学派预先提出环境史研究的议程”。
英国学者菲奥纳也提到,“年鉴学派和伟大的弗尔南德•布罗代尔给欧洲的历史学家展示了人类以外的世界的重要性,但是环境史作为一个研究人与环境各方面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支学科是最近才出现的。”
年鉴学派与环境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年鉴学派倡导总体史观念和长时段理论,重视地理环境等结构因素的作用,而且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年鉴学派强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而环境史则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在年鉴学派那里,生态则基本上是固定的,而环境史强调生态的变化。年鉴学派价值取向相对来说则显得比较冷静客观,而环境史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
正是基于上述差别,一些法国学者提出,年鉴学派并不是环境史研究的先驱。吉波教授提到,法国人总使用“境地”而不是“环境”一词,在关注“境地”问题时,法国历史学往往“将关于‘地’的研究和关于‘人’的研究割裂开来”,因此,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在80年代以前,法国学者几乎没有运用生态视角来研究历史问题:对工业革命的考察,着重的是这一重大变革的“重大社会和文化意义”,“而从未考虑过——或只是肤浅地考虑过——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系统及人类健康造成的各种重大后果”;在解释城市超高死亡率时,更重视居住条件而不是空气污染;在探讨工人运动的成就时,“关注的也只是劳动时间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善而不是各种“环境不公正”问题,其实工人正是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此外,鉴学派并没有开创环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由环境史研究在法国的发展现状得以印证。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而言,法国的环境史研究严重滞后。法国学者从总体上看并不了解环境史。“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环境的历史’”一词在法国只是偶尔出现”。
“直到最近,环境史才被认为是分支学科”。吉波教授认为,“环境史在法国正在兴起,而不是已经兴起。”
在追溯环境史在欧洲的发展时,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往往会被提及。该书从叙述生物圈的演化开始,以呼吁人类善待地球母亲结束。尽管这本未竟之作依然采用了传统的政治—文化叙述方式,但作者对环境问题的忧虑已经渗透在字里行间。汤因比呼吁人类善待地球母亲,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他说,人类已经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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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罗文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先生

和美国相比
,欧洲的环境史研究总体上起步较晚,在各国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史研究首先在英国、德国和芬兰等国出现,许多学者为推动环境史的发展做出了许多筚路蓝缕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在1995年创办《环境与历史》杂志。1999年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建立是欧洲环境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自此,欧洲学者拥有了相互交流的稳定平台,环境史研究在欧洲开始阔步前进。
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出现,是学界对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一种积极回应。现任欧洲环境史学会主席、奥地利学者薇诺娜•威尼沃特(Verena
Winiwarter)说过,欧洲环境史的发展,“与公众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有密切联系。这种关注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之后达到了顶点。长期的空气污染所导致的森林枯萎,以及北欧湖泊的酸化……使历史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的互动值得研究。尽管这种情形的出现晚于美国,尽管促进这一情形的事件不同,但起初的情形还是比较相似,其特征是历史学者对公众要求的一种回应。”
纳得考(Joachim
Radkau)教授是德国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提到,“环境史是以环境运动的派生物的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德国兴起的。由于环境运动主要是一场反核技术的运动,所以环境史最初主要是从技术的批评史发展而来。我自己的研究经历也是如此。我的教授资格论文写的是德国核能史。”
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兴起,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英国、德国、芬兰以及瑞典等环境史研究起步较早的国家,学者对此普遍表示赞同。英国学者彼得•布林布尔库(Peter
Brimblecombe)及瑞士学者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Christian
Pfister)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欧洲环境史会议论文集中提到,“在70年代,对环境史的研究基本局限在美国,但近年来,欧洲环境史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质量及研究范围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法国学者吉波教授指出,“认为法国在80年代之前就有了真正的环境史的看法是很荒谬的。”
德国学者拉德卡则提到,德国的环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
芬兰学者蒂莫•米尔恩托斯(Timo Myllyntaus)、 米科•赛库(Mikko
Saikku)认为,20世纪80年代,环境史在欧洲受到了广泛关注。
80年代以来,欧洲环境史研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环境史的论著在德国、英国、荷兰、丹麦、芬兰等国家大量出版。在1994—2004年间,丹麦出版的环境史成果约为700种,而芬兰约为300种。英国有三家出版社都推出了环境史系列丛书。英国的白马出版社专门出版环境问题的期刊和图书,该社从1995年起便开始出版由理查德•格罗夫主编的《环境与历史》杂志、“环境与历史”系列丛书,该丛书在1997至2003年期间一共推出了7本著作。从1993年起,斯马特开始主编苏格兰环境史系列丛书,该丛书相继由苏格兰文化出版社和塔克韦尔出版社出版,到2001年,该系列已经推出了8本
。另外,剑桥大学出版社从1986年以来就开始出版由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主编的“环境与历史”系列丛书,该丛书面向世界,是最负盛名的环境史系列丛书,迄今为止,该丛书已经出版了4本出自欧洲学者之手的环境史著作。
从90年代以来,欧洲多所大学都成立了环境史研究中心。圣安德鲁斯大学是欧洲环境史研究的重镇,斯马特(T.
C.
Smout)等知名教授在此任教。1992年,该校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环境史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1993年开始培养博士生。自成立以来,该中心每年召开会议,历年会议的主题都各不相同,包括林地史、物种史、土地史、资源保护的历史等,会议论文几乎全都结集出版。该中心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曾经获得过苏格兰高等教育委员会、英国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该中心在2000年更名为“环境历史与政策中心”。
圣安德鲁斯大学在环境史领域的领先地位为欧洲学者所公认,在2001年承办了欧洲环境史学会第一届学术研讨会。此外,德国哥廷根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环境史研究中心。奥地利大学和克拉根福大学(University
of
Klagenfurt)维也纳校区成立了“环境史研究中心。在法国,安德烈•科弗勒领导的森林史研究组、安德列•吉耶姆领导的技术史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家艺术和职业中心)、克莱蒙—费朗地区的布来斯—帕斯卡大学的“空间与文化”史学中心及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环境史研究方面也比较活跃。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许多高校都开设了环境史的课程,有的甚至还设立了环境史的讲习教授。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芬兰、瑞士、匈牙利等国的多所高校都能系统地讲授环境史,甚至可以培养环境史专业的博士,在英国有诺丁汉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斯特灵大学、邓迪大学,在德国有哥廷根大学,在芬兰有赫尔辛基大学和图尔库大学。此外,许多高校还设立了环境史的教授职位:在德国有弗莱堡大学、不伦瑞克大学、波鸿大学等高校;在瑞士有苏黎世大学、日内瓦大学、伯尔尼大学、圣加仑大学等高校,在芬兰则有图尔库大学。
为推动历史学者参与环境问题的讨论,密切环境史研究者之间的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环境史学者开始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1988年2月29日至3月3日,11个欧洲国家的21名学者,在德国的巴特洪堡举行学术研讨会,着重讨论欧洲的工业和环境污染问题,会议的论文在1990年集结出版,题为《潜滋暗长:欧洲环境史论文集》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欧洲环境史联盟。从1989到1993年,学会出版面向全欧洲的年刊《环境史通讯》,该通讯由位于德国曼海姆的州立科技与劳动博物馆编辑发行。但欧洲环境史联盟也面临很多问题:由于缺少经费,1994年《环境史通讯》没能付印;学会疏于和环境史学者保持联系。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环境史联盟没有组织过一次会议,它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但一些学者在参加国际经济史大会时,多次组织关于欧洲环境史的专场讨论,还有人到大洋彼岸去参加美国环境史学会组织的会议。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环境史研究逐渐步入正轨。1995年《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杂志的创刊,1999年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创建,2001年欧洲环境史学会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都标志着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环境史研究欣欣向荣,令人瞩目。
《环境与历史》是环境史领域最有影响的两大学术期刊之一,可与美国的《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杂志相媲美。它于1995年创刊,主编理查德•格罗夫兼任剑桥大学全球环境史工作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所、印度国家科学、技术与发展研究所的教授。这本杂志最重要的特点有三个:其一是全球史视野,其二是跨学科研究,其三是为现实服务。在创刊号中,格罗夫提到,美国的环境史杂志很少关注美国以外的地区,而《环境与历史》杂志则要对此进行补充,“要将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史推向中心位置,积极推动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南美、太平洋地区及欧洲的环境史著述”。该杂志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担任刊物的编委和顾问。此外,《环境与历史》还大力推进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将该刊定位为“一本跨学科的杂志,它要促进人文科学及生物科学领域的专家更加密切地合作,着力对当前的环境问题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格罗夫期望,“通过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我们也许有助于发现切实可行的出路,使人类摆脱危险,使将来的社会朝正义、稳定的方向前进”。
正是由于这些方针的全面贯彻,《环境与历史》杂志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环境史领域的权威期刊。从2000年下半年以来,《环境与历史》杂志开始由圣安德鲁斯大学与斯特林大学联合成立的“环境历史与政策中心”主办。
欧洲环境史学会是环境史领域最活跃的学术团体之一。1999年4月中旬,薇诺娜•威尼沃特、蒂莫•米尔恩托斯、佩特拉•范•丹(Petra
van
Dam,荷兰)等几位欧洲学者在参加亚利桑那图森举办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第九届大会期间,一致认为欧洲应该成立类似的学术组织。在薇诺娜•威尼沃特、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斯维尔克•索林的大力推动下,1999年4月,8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在慕尼黑附近举行会议,宣布成立欧洲环境史学会,并筹划成立通讯组,设立学会网页,委托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在2001年9月承办第一届欧洲环境史学会学术研讨会。当年,薇诺娜•威尼沃特在维也纳组织了学术会议,主题为“自然、社会和历史:社会变革的长期机制”,受到了环境史学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热烈响应,与会者达到100多人。这次会议体现了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巨大发展潜力,为2001年成功召开欧洲环境史年会积累了经验。
2001年9月4日至8日,第一届欧洲环境史学会大会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圣安德鲁斯大学与斯特林大学当年联合成立的“环境历史与政策中心”承办。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环境史:问题与潜力”,与会学者达到了120人。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欧洲环境史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的美国学者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
),应邀做题为“欧洲在世界环境史中的地位”的主题发言。英国著名学者彼得•布林布尔库、T.
C.斯马特、约翰•希埃尔(John
Sheail)在大会全体会议上介绍了英国环境史研究的进展。会议提交的论文和海报共计101篇,讨论的问题涉及气候、景观、污染、环保意识、环境与科学、水生系统(aquatic
systems),充分显示了欧洲环境史研究的勃勃生机与广阔前景。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欧洲环境史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欧洲环境史学会理事会。薇诺娜•威尼沃特当选为学会主席,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及斯维尔克•索林(Sverker
Sörling)当选为学会副主席。
从2001年以来,欧洲环境史学会每隔2年都会组织大型的学术研讨会,推动了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蓬勃发展。从历届会议的情况来看,与会者的人数明显上升,提交的论文和海报也在稳定增加。2003年9月3日—7日,第二届会议在捷克的布拉格召开,由查理大学人文地理与区域发展系承办,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应对多样性”,参加者达到240人,提交的论文和海报达到176篇。2005年2月16日至19日,第三届会议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历史学与可持续性,参加者来自30个国家,达到260人,提交的论文和海报达到180篇。2007年6月4日至9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t)承办了第四届环境史大会,主题是“环境关联: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世界”,参加者达到254人,提交的论文和海报达到194篇。
2009年8月4—8日,欧洲环境史学会联合美国环境史学会等多个国家及区域的环境史学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第五次会议,即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会议主题是:“地方生计与全球挑战:理解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次会议由丹麦的罗斯基勒大学和瑞典的马尔默大学承办。与会代表来自45个国家,达到了560人。2011年6月28日至7月2日,第6届欧洲环境史大会将在芬兰的图尔库大学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海陆之间的接触”(Encounters
of Sea and
Land),侧重于探讨海洋环境史,将围绕海洋生态危机、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捕捞、海洋污染、海上贸易等问题展开。此外,探讨的问题还包括:气候史、极地环境史、环保运动史、森林史、城市环境史、工业环境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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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新京娱乐场,三、 欧洲环境史研究的特点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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