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世界现代史研究关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

——“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是中国进行世界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团体,由中国社科院主管,挂靠于世界历史研究所。20多年前,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刚刚成立,有13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与教学的老中青学者,齐聚哈尔滨,成功举办了建会以后的一次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当年与会的有齐世荣、彭树智、任众等老一辈史学家,他们不仅规划了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和发展的未来“蓝图”,还切实地为成长中的世界现代史研究队伍做出典范。那次大会不仅规模空前,广泛、深入地探讨研究了世界近现代史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学术问题,还极大地扩大了世界史学术研究和组织的影响。在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学者带动、影响下,一大批青年学者积极踊跃地加入了世界现代史的研究队伍。这些当年的年轻人,今天已经成为了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主力军”。

张 洁

多年来,学会致力于世界现代史学术交流的研究,多次举办学术会议,促进国内的世界现代史研究教学的交流与进步。本次“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2016年会暨全球史视野下的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科研学术研讨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召开的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会议。肩负着前人的寄托,心怀对事业的坚定信念,全国一百多位老中青学者,重新聚集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共商发展大计,共议学术问题。

为深化世界现代史教学改革与创新,促进世界现代史学科繁荣与发展,充分发挥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社会功能,由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华东片区主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温州大学欧美历史文化研究所承办的“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1至2日在温州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捷克查理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及温州大学历史学专业教师共50余人出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收到学术论文28篇。与会代表围绕“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同时,还就学术界关心的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和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进行了充分讨论。
一、关于“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问题
文化,既是历史发展的命脉,也是见证历史的符号。希罗多德的《历史》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以“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新文化史诞生和冷战的结束,更是掀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从文化的视角去分析考察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世界现代史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在世界现代史上,文化繁荣,而社会进步突飞猛进,文明的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社会文化发展是世界现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围绕着“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专家学者提交了14篇论文,集中对下列专题进行了研讨。
1. 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
李世安作了《第三次文化高潮》的发言,阐释了第三次文化高潮的背景和内容。作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科学的最新发现,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并改变了机械论的传统观念,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从事文化艺术研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高潮,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化形态:文学上出现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问题的作品,如弗郎兹•卡夫卡的《行踪》;艺术上涌现了许多新画派——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和新画家,如温桑•凡高、毕加索,从艺术的角度去表现人类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在音乐上,以抽象代替写真,创作出许多曲调奔放、节奏明快、反映激烈变化的乐曲,如阿德罗•舍内贝格创造了12音调作曲法,强调“让思想快乐”,去反映新时代的呼声和跳动的脉搏;在社会生活上,催生了大众文化,结束了农村与世隔绝的状态,标准的语言、新式的服装、坦荡的生活和公开的交往成为主流。现代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现代社会的发展。
梁占军做了《论国际冲突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发言,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从事国际冲突研究应具有的文化视野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微观层面的文化视野:第一,在国际冲突发生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和矛盾可能成为诱发国际冲突的导火索,而宗教和民族问题最为突出;异质文化交流互动中,强势文化的扩张常常会导致文化冲突,进而升级为国际冲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可能衍化出民族偏见、歧视或仇恨等情绪,对国际冲突的发生会起推波助澜作用。第二,在应对冲突的决策方面,文化因素作为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制订及危机处理行为的重要变量,其影响包括:文化因素往往会通过决策者来对具体的决策施加影响;文化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危机决策的内容和目标;文化因素对应对国际冲突的决策和实施手段有制约作用。第三,在平息国际冲突方面,文化的差异可能会成为化解冲突的障碍,在冲突双方寻求解决冲突的阶段,文化差异导致的原则性对立或误读可能会增加冲突平息的难度,甚至扮演阻碍解决的角色。中观层次的文化视野:文化互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以国际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交流、交锋、交融、交织”等文化交往形式中,“交锋”就是碰撞、冲突的对立状态;国际冲突的发生反过来会对冲突各方的文化产生影响,或激发对抗中的文化活力,增强其抵御外来文化侵入的能力与自保能力,或彼此相互采纳借鉴对方的文化优点提供机会,对原有的文化进行补充、修正或完善,以获得更成熟的文化适应能力。宏观层次的文化视野,即从文化视角对国际冲突研究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论构建进行考察和分析,重视从理论层面对国际冲突研究进行整体把握和文化解读,关注国际冲突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对文化成果的借鉴与运用,如有人受牛顿的机械平衡理论启发,提出了“势力均衡”理论;有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影响,提出“现实主义”理论等,尤其是塞缪尔•亨廷顿把“文化因素”提升至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核心地位,引发了国际冲突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热。但“文化分析”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分析视角的一种补充,无须片面夸大,在强调文化因素重要性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或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
郑寅达针对1933年5月德国纳粹使用暴力占领各地工会,成立“德意志劳动阵线”一事,提供了《德意志劳动阵线》(die
Deutsche
Arbeitsfront)一文,揭示了该组织从组建到运作中与各方博弈的细节,剖析其头目罗伯特•
莱伊执行希特勒建立“民族共同体”指令,强调“劳动阵线的崇高目标”,在全国筑起组织架构,利用《元首条例》打击反对派,最终与经济部、劳动部签署《劳动阵线与工商业经济协议》(Vereinbarung
zwischen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und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取得“德意志劳动阵线”特有地位的历程。
朱大伟的《和平方略:二战时期盟国战后和平规划中的社会保障考量》一文,对二战时期盟国设想的社会保障与和平关系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进行了考察,认为以英美为首的盟国为战后和平规划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从国际层面而言是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筹建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战后规划为方向,改善一般福利的努力的第一步应该从一系列的关于粮食农业、货币关系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入手。”在“食物创造和平和制造和平”的信念下,使战时被解放的地区或国家免于食物匮乏的自由,于1943年5月召集40多个盟国召开联合国家粮农组织会议,筹建联合国粮农组织。建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3年11月44个盟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以“计划、统筹、执行或设法执行若干办法,救济在联合国控制之下之任何地区内之战争受难者”。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致力建设和平,改善福利。从国内层面而言是颁布了一系列社会立法: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计划》(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方案)及《国民保险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家庭津贴法》和《国民救助法》;1942年美国的“权利法案”;1943年美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和救济政策》报告(有“美国的贝弗里奇计划”之称)。作为战后规划的一部分,这些机构和法律对各自的国家乃至世界的福利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两个“贝弗里奇计划”被称为社会政策领域中的“圣经”,为“之后的立法铺平了道路,也把《大西洋宪章》的相应内容付诸了实践。
2. 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问题
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保尔•柯纳顿《社会如何记忆》,莫里斯•阿尔布瓦《论集体记忆》,勒高夫《历史与记忆》,都是这方面的力作。在世界现代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不幸的民族,一战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共同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但在“慕尼黑会议”上被英法出卖,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后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成立由各党派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89年发生了“丝绒革命”,改国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取消了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样。冷战时代结束后,斯洛伐克要求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1993年最终分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历史记忆”。郑得兴、张家铭、胡丽燕(台北东吴大学;台北东吴大学;捷克查理大学博士候选人)《中东欧年轻一代的认同与记忆——以捷克及斯洛伐克为例》,对分裂后的两个共和国年轻一代(1989年前后出生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进行问卷调研,发现捷克人对自己的国族认同有一种自豪和自尊,仍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认同为主,有“欧洲怀疑”情结;而斯洛伐克人则尽量去“捷克化”,以“欧洲认同”来强化“国家认同”,加速“欧洲化”进程。在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上,捷克年轻一代強调捷克历史发展的元素,而斯洛伐克则强调新架构下斯洛伐克历史的元素,当调查“捷克斯洛伐克的丝绒革命是哪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总统是谁?”问题时,差异十分明显。对于前一问题,捷克人答对的比例与斯洛伐克差不多,但对问题二,捷克人几乎都知道是马萨里克,而斯洛伐克人答对的只有62℅。当问到自己国家内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时,捷克人的回答是1918年独立,而斯洛伐克人的回答是1993年分裂。可见不同的国家框架建构,会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3. 文化传播与范式转型问题
现代历史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从宏观史学转向微观史学,从社会史学转向文化史学,但不管哪一种模式,史学都有“文化中的文化”之称。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诸多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这些理论或思潮都以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和范式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易兰《论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从众多的史学思潮中选“实证主义”进行研究,从“实证主义与科学方法、实证哲学与人类历史、实证方法与历史研究”三方面,对孔德“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析到综合”的实证主义思想进行挖掘。认为孔德在“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中,坚持“历史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通过综合、归纳,挖掘人类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必然联系,推断出其规律,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张洁《留美学人与文化形态史观传播研究》,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内涵,留美学人吴宓、张荫麟、孔繁霱、刘崇鋐、雷海宗、林同济、吴于廑、陈序经对“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及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认为:“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激发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热潮;“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史学方法论的更新;“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丰富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内容。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文化形态史观”并未像马兹利什所预言的那样,“二三十年代以后只不过是一件古玩”,而仍呈现出研究的热情。李勇《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回响》,对西方史学思潮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传播情况及具体回响进行分析,认为“年鉴学派在中国风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稳步传播,后现代主义走红”构成了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中国传播的突出现象,使中国的史学由苏联史学一枝独秀变为欧美史学姹紫嫣红,历史哲学著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研究思路从五种生产方式到多种社会发展模式,研究方法也从阶级分析法进入跨学科法,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与发展。
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国的主要任务是“医治创伤,恢复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被战争摧毁的经济开始复苏,进入20世纪50~70年代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又缔造了一个“黄金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存问题”又不再是关注的对象,转而寻求高级的存在。同时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给人以巨大的压力,多数人没有了自己的坚定信念。但他们思想活跃,试图寻求一种与自身社会环境和主导思想相异的意识形态,加上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的思想被高调宣传,吸引了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在这种的大背景下,各国普遍出现了以“反叛”为核心的“激进”运动,宣称社会是保守的、自以为是的、虚伪的和缺乏文化价值的,要进行“民主化”改革,有些人还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以示威游行、抗议集会、散发标单、街头暴力等形式,占领高等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造成了社会的混乱。郑春生《在繁荣与危机之间:关于1960年代美国大学的思考》,对60年代美国大学出现的“危机”进行解读,认为二战以后,特别是1960~1980年间,虽然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时代进入“大众化”时代,并出现了约翰逊政府时期的
“黄金时代”(1963~1969),但在繁荣的表象下却隐含着“结构性危机、精神危机和最后的反叛”,由此引出思考:各级行政部门应充分了解大学,具备转“危”为“机”的意识和能力;大学的发展应以培养“人”为中心;大学的发展要处理好“人文文思与工具理性”、“经济轴心与文化本真”、“特权与公平”等问题。黄正柏《联邦德国1960~8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行动”及其影响》,则对60~80年代联邦德国的学生运动进行研究:叙述了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激进运动的背景和表现;分析了70年代演变成民间自发运动——“公民行动”的概况;分析了“公民行动”的影响。指出60年代后期的学生抗议运动、70年代和80年代的“公民行动”虽都走向衰落,但对联邦德国的发展却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个新的以“绿色”命名的政党,影响到联邦德国曾长期保持的联盟党、社民党、自民党三大政党主导政坛的格局;促使其他政党重视环保并将其纳入政治议程,出现了传统政党的“绿化”;导致人们转变观念,改变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理念,“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一项基本的共识和政府政策原则;形成了80年代初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反对重新强化冷战。
二、其他学术问题 1. 法西斯行径与盟国对策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大危机的影响,法西斯成为横行一时的恶流。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阁,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日本,1919年出现了民间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道路。
面对日本对中国挑起的侵略战争,国民政府向国联起诉,要求对日制裁,并照会英美,希望它们主持正义。但国联未能实施有效制裁,英法亦无积极反应,唯有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向中日发出了“不承认主义”照会。
赵志辉《斯坦利•亨培克与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一文,探讨了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亨培克在“不承认主义”酝酿和出台中的作用:亨培尔本人就提出了类似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建议,说“可以使用更多的道德策略……阻止日本获利,将局势再次挽回到均势……不承认中国和日本缔结的条约……避免了使用武力和联合抵制”;亨培尔在“不承认主义”的关键话语修订中起了重要作用,把最初的“绝不承认”表述修订成
“不能认可”、“无意承认”(can not admit the legality of any situation de
facto nor does it intend to
recognize)。“不承认主义”虽未对日本起威慑作用,但总算有人发出了声音,为美国实施“中立法案”、“租借法案”及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奠定基础。本文也纠正了仅将“不承认主义”归功于史汀生一人的误解。
2. 冷战下的美国对外政策问题
二战时为了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不同制度的国家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大战结束后,“易北河会师”的激情还未消失,美英苏等大国出于利益和战略的考虑,开始抢夺势力范围。在美国的操纵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家乡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形成了苏美两极格局的雅尔塔体制。白建才《论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一文,依据美国解密档案资料,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冷战时期美国对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进行了探讨: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持续时间长。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杜鲁门,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70年代初的尼克松,长达20余年,是冷战期间美国实施时间最长的隐蔽行动之一,直到1974年中美关系改善,对西藏分裂势力支持收效甚微,加上“水门事件”的困扰,美国政府才暂时停止了对西藏的隐蔽行动,后尼泊尔军队清剿木斯塘西藏叛匪,击毙其首领,叛乱武装最终土崩瓦解;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以隐蔽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辅以隐蔽的宣传战。其中政治战(如秘密鼓动策划达赖喇嘛出逃))是最早实施并长期坚持的战略,而着力最多的是准军事行动(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支持武装叛乱、提供军事援助、建立基地等);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与印度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力图西藏问题国际化。他们给达赖集团活动经费,培训政治骨干,并利用联合国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反华议案,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美国对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也给中国留下了一时难以消除的后患。其暗中扶持豢养的达赖及其仆从至今仍在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社会稳定的活动,试图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刘合波《论马岛战争与冷战转型期的美英关系》,梳理了马岛战争来龙去脉,探究了里根政府对马岛战争的立场及冷战转型时期的美英关系。认为美国对马岛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从“外交斡旋”到“公开支持”的过程,美国支持英国武力解决马岛争端,一方面巩固了撒切尔夫人在是英国的统治地位,赢得了“铁腕”首相的美誉;另一方面又让70年代已解除特殊关系的美英重新回到了冷战初期的“亲密合作”,使英国全力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孙若彥《论拉美的反美主义》对拉美的反美过程和原因进行梳理,认为经历了独立运动期间克里奥尔精英对美国的失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文化反美主义,再到一战后的“土著主义”、“桑地诺主义”、“民众主义”和“共产主义”,1959年后呈现出的社会主义特征及冷战结束后至今与反“新自由主义”相联的历程。究其原因:美国对拉美的霸权政策和干涉行为是拉美反美主义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文化差异是反美主义的深层次原因;不断拉大的经济差距加剧了仇美心理和反美情绪;国际格局和政治潮流的变动,诱发了拉美人的反美主义。
3. 东南亚开放与国际参与问题
东南亚是二次大战后期出现的一个区域名称,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并介入朝鲜战争,并以军事及经济支援北越抗法,美国惊恐会发生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骨牌效应”。为防止共产主义扩张,扼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纠集英法泰菲新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把它们纳入美国的战略框架。1967年该地区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现有10个成员国(文莱、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其中越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先和中国称兄道弟,后跟苏联结盟,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又和中国友好,1986年后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刘芝平《越南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及其成效》,就越南全方位开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效进行专题探讨,认为越南在开放前,除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经贸关系外,与其他国家几无往来,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特别是70年代末与中国交恶后,基本限于与“经互会”成员国来往。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方针后,开始走向开放,2001年越共“九大”又将“经济全球化”目标写入党的文件,奉行“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路线,加入东盟和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轨道,不仅为越南的发展带来了资金,还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化了产业结构,使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生活水平日趋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刘疆《冷战后越南外资政策及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专门关注了冷战后越南的外资政策,分析了其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越南大量引进外资,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积极效应:使越南有效参与并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先后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高。但外资带来了负面影响。魏炜《地区意识与地区参与:柬埔寨问题中的新加坡》,探讨了东盟主要成员国新加坡在“柬埔寨问题”中的作用。针对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所带来的区域安全问题,新加坡出于地区和小国安全考虑,站在东盟外交的最前沿,强烈谴责越南的侵略行径,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推进抗越力量联合,促使“柬埔寨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给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通过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美国、中国一起反对苏联、越南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侵略,把区域和全球利益与新加坡国家自身利益相结合,既纠正了邻国对它的偏见,又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增强了地区合作的信心。
三、关于“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问题 1. 关于世界现代史体系问题
张象以自己亲身经历,首先回顾了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发展过程。认为1979年是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发展史上的春天,该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后在安徽师范大学举行世界现代史学术报告会并讨论学科发展问题,取得了几个明显的成效:提出了学科发展的新理念;筹建了“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动员了一批业务骨干作为学科建设的第一梯队;促成部分“地区组合”——“武汉—中南地区组合”、“京津地区组合”。其次他认为当今中国的崛起,对外交往的深入,是世界现代史学科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诸多新机遇、新挑战,要求学科职能进一步提高和发挥。新世纪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崛起后国人也需要更准确深入地了解世界,但无论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还是主观认识的提高,都要求我们对世界现代史的体系进行再认识,再探讨,认为世界现代史就是一门讲述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整体化形成并向全球化演变的历史,取消用1945年的分期界标,将反法西斯战争的爆发到战后事宜和对世界的直接影响,即以20世纪30~50年代作为一个大单元来讲述,这样可更好地表现现代世界的整体化进程。
梁占军以《全球化浪潮的史学回响——全球史源流导论》为题,向温州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介绍了全球史观的内容,认为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认识经历了作为“国别史总和”的世界史;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史;引进和参与的世界史:全球史新论三个阶段。
2. 关于世界现代史教材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张象认为中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34年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着手编写两卷本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下卷从1918年开始。周谷城在复旦大学讲授世界通史,就曾挑战“欧洲中心论”,1949年出版了首部三卷本的《世界通史》,但因各种原因其思想未能很好地贯彻。1953年世界现代史成为高校历史系基础课后,1962年出版了第二部《世界通史》教材,但没有现代部分,后陆续有一些教材出版,但基本还是以欧美为中心的框架,直到吴于廑、齐世荣的六卷本《世界通史》出版,才体现了中国学者自己特色的教材。
张卫良认为我国的世界史教材经历了由“欧美模式”到“苏联模式”的转换,“欧美模式”的世界史教材存在几个显著的特点:教材内容以欧洲为叙事中心,扩及美洲,其他区域的历史极少或语焉不详,通常归之为“欧洲中心论”;所用世界史教材大多为欧美学者著述,即使是我国学人的自编教材,也是建立在西方学者构建的知识体系之上,编纂体例大多沿袭西方教材;按西方的学术规范进行注释,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范式。而“苏联模式”的教材也有鲜明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阐述世界历史的理论基础,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五种基本形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历史,批判资产阶级的史观,批判经济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内容庞杂,叙述宏大。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一方面理论教条限制内容表达,生搬硬套,“欧洲中心论”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表述机械化,失去历史学丰富、生动和多元的本质。根据多年世界史教学的实践,他提出要去“行政化”,避免浮躁心态,不能以教材的行政级别高低来衡量教材的优劣,而要有平和的心态,求实的作风,编写中体现中国学者研究水平和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教材。
3. 关于世界现代史教学问题
张象认为要明确世界现代史的宗旨和任务,科学地分期划段,反对“欧洲中心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把握世界整体化向全球化演变的特征。
张卫良认为首先要厘清世界史教学的目标,世界史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世界历史意识的专门人才,不仅要了解世界历史,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其次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世界历史涉及面广,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只有人才队伍达到一定的规模,且对世界主要区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我们才有可能提升对世界历史的全面了解;再次要改革与调整世界史教学方法,大胆革新原有教学方式,摆脱教材约束,摆正教材与教学的关系,提高学习效率。
汤晓黎提出四点建议:在教学理念和内容上应注意把握几条主线:用“全球历史观”对待世界各国和地区文明,特别注意世界各文明间联系与相互影响,把论述内容推进到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除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外还应增加交通运输、都市发展、妇女地位、日常生活乃至休闲娱乐等内容,使世界史教学真正做到内容更加丰富,学习更有兴趣;正确描绘各社会思潮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加以分析,如国际关系学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科学行为主义等)、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多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政治利害关系与经济政策制订之间、国际行为与对外政策目标之间的微妙变化。教学方法上应实行多样化,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与手段,创新与承袭有机结合:充分利用不同类型的教科书,博采众家之长,授课时让学生有分析、有比较,合理使用,选择吸收;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增加世界现代史教学内容生动性和教材可读性。重视世界现代史教学在国情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国情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世界现代史又是国情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研究中国国情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更要研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体系中去认识,才能进一步领悟当今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和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世界现代史充满着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世界各国人民都在为历史的进步、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丰富而奋斗,涌现出大批杰出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成就,都将启迪学生在“做人”问题上的思考,使他们明白做人的基本道理,热爱“真、善、美”,憎恨“假、恶、丑”,从而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梁中芳针对我国高等学校课堂教学的弊端,依据高教30条提出的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的要求,介绍了在教学方面的一些尝试:借鉴西方国家历史本科教育手段,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和形式。在开学伊始即将课程内容分成专题,三分之一由教师讲授,三分之二由学生组成研讨小组进行研讨,后由一学生代表研讨小组向全班讲授,教师对学生讲授的专题进行总结点评,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发挥了其自主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构成了师生的互动,改变传统的教师独唱局面,形成教学相长;整合世界现代史教学内容,强调整体性,关注多样性,重视科学技术及文化因素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确现代化和整体化并不等同西方化。
王玮针对世界史教学中长期存在重“具象思维”,轻“抽象思维”现象,结合其教学经验,提出世界历史的教学必须培养“抽象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宏观把握体系的能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对不同人物比较的能力;培养学生对纷杂事件概括的能力;培养学生联想和贯通的能力;培养学生怀疑的精神和解疑能力。他认为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无须强求学生认同或接受教师的史观和史论,应提供一种思维,激发和培养其创新意识和学术精神。
4. 关于世界现代史课程考核问题
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获得知识、掌握知识,那么如何来判断学生是否获得或掌握了知识呢?考核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传统的考核方式往往是出一份卷,让学生答,以卷面分数判定学习效果。
梁中芳的做法是在遵循课程考核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基础上,注重:知识与能力并重原则。通过小组研讨发言、班级专题讲授、期中口试、课外研究、史学论文等形式,使学生既掌握知识又提高能力。坚持总分切割原则。把世界现代史课程的考试总数划成60%和40%,其中60%为卷面成绩,40%为平时成绩,以改变一卷定成绩的传统模式。实施教考分离原则。由世界历史教研室各任课教师集体出题构成世界现代史题库,再从题库中抽取名词解释题、史料分析题、简答题、论述题等构成最终试卷,其中论述题可2选1,让学生有发挥特长的机会。
张洁认为对学生进行考核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科学、合理地设计考核方法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其做法是把总分划成三块,出勤到课10%,作业20%,卷面分70%,三者总和构成最终成绩。其他从事世界史教学的教师也发表了他们相应的看法。
世界现代史既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又是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在世界现代史上,社会与文化得到了巨大发展,把人类文明推想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必须深化世界现代史研究,把握好体系,编写好教材,设计好内容及考核标准,使世界现代史真正成为一门富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学科。要高度重视理论探讨与实际应用的有机结合,密切关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向,用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去解决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中出现的共性与个性问题,以彰显史学研究的功能和发挥世界现代史学科的优势。

此次会议在会长李世安教授与常务理事们的密集磋商、协调下,在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大学世界史学科的积极配合下,经过多次变化后,移师哈尔滨教育宾馆顺利召开。

2016年7月13晚上,召开了常务理事会会议,磋商了大会有关问题。次日,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在美丽的冰城哈尔滨召开,由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主办。大会有两个主题:一、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换届选举,二、全球史视野中的世界现代史研究与教学。大会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众多学者的论文和研究成果70余篇,会议上众多专家学者做了主题发言和学术成果展示。两天后大会圆满成功。

一、大会主会场的基本情况

7月14日上午8时大会举行了开幕式,黑龙江大学世界史学术带头人、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李朋教授作为主持人发言,拉开了大会的序幕。李朋教授首先对于各位专家学者莅临哈尔滨热情洋溢地表示了欢迎。他简短而又凝练地概括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深远意义,指出年会及学术讨论会是本会学术工作的一部分。希望通过举办会议加强同国内众多学者进行交流学习,提高黑龙江大学的世界史研究水平。表示能够承办此次会议,是黑龙江大学历史学院全体师生的极大荣幸。作为东道主一定竭尽全力做好大会的服务和组织工作。

澳门新葡新京娱乐场,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李世安致开幕词。他代表理事会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指出学会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争取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做出了贡献。李世安教授提到:“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的传入,我国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受到了冲击,出现了世界现代史研究的碎片化、虚无化、废弃宏大叙事、解构唯物史观等现象,我国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面临危机与挑战。如何更好地辨析国外史学思潮,正确引领世界现代史的研究方向,科学地进行世界现代史的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次大会的研究议题正是为了解决目前世界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坚持求真务实的唯物史观。

黑龙江大学副校长严明致欢迎词,首先对于来参加学会的各个学校的老师和研究人员表示了诚挚的欢迎,接着严明校长对于黑龙江大学暨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发展进行了简单回顾。对于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能够承办这次学会感到非常的荣幸,也表示欣喜地看到各位专家学者对于学会和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工作的支持,给予了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希望各位学者更够在本次学会上畅所欲言,积极进行学术成果讨论,相互交流,促进学术的发展。同时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工作人员努力为参会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保证各位参会者的需求,做到宾至如归。

开幕式上,黑龙江历史学会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凤飞教授,代表黑龙江省历史学会、史学界各位同仁及兄弟单位致辞。首先,他对于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工作表示肯定,并且对于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表示祝贺。作为黑大的兄弟院校,同为黑龙江省世界历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基地,哈尔滨师范大学同感荣幸,在过去的岁月里黑龙江大学在世界史教学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黑龙江世界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哈师大作为兄弟院校与黑大风雨同舟,并肩进取。对于黑龙江大学的教学成绩感到高兴,同时也希望黑龙江大学世界史研究更上一层楼,对于本次学会研究议题充满期待,并且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大会的全体参会者进行合影留念后,紧接着就是大会主题发言。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梁占军教授作为大会这个环节的主持人。他指出:从提交会议的论文看,本次大会的研究内容是多领域、跨学科的,不单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史,还有体育史、军事史等领域。还包括俄罗斯学者参与,提供了不同的史料和研究思路。大会论文内容包含范围广,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也说明现在中国的世界现代史研究方向更加多面化和丰富化,这种现象令人欣喜的。

研究会前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宏毅教授做了《环球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主题演讲,张宏毅教授已经年逾80,曾经为中国的世界现代史研究和健康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扎实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风格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发言中提到,他认为只有了解共产党,才能了解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由贫苦落后、饱受欺凌的弱国变为了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理解中国共产党有四个关键因素,1.理解共产党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正是这种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使共产党不断渡过历史的难关。也就更能够理解当今“苍蝇老虎一起拍”的政策。

2.理解思想路线的独特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就是具有独特性的,中华民族的这种独特性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路线的确立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在不断探索,走自己的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政治思想的独特性更为体现。3.理解一以贯之的革新性,即中国共产党敢于自我革新。4.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学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容是共产党人的必备素质,而新中国建国后,在国际事务中,我们也是坚持求同存异。这样优良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现今的一带一路、中澳自贸协定等开放理念遍地开花结果。因此他认为共产党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结合。“为了永葆党的旺盛生命力,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党以上弥足珍贵的四个特性”学会创始人之一、前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永兴精神饱满地做了题为《从宏观上把握、从微观上深入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主题演讲。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20世纪史。他运用实例,提出历史研究中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没有宏观把握,研究容易出现偏差;没有微观的深入探讨,有些研究会流于肤浅。”他主要举了四个例子,东京审判的回顾和思考、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的区别、琉球问题和钓鱼岛的问题以及朝鲜战争的若干问题,认为深化研究必须进行微观研究。在宏观上应当把握大的原则问题,尤其是我国学者在世界现代史一些领域还不具有话语权的问题上。他指出:世界现代史大体上与20世纪相重合,大概有100多年,我们必须对这个时代有所把握,了解这个时代的性质、内容、特点。例如,为什么20世纪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和平与发展是20世纪的主题等等,这些宏观问题必须进行把握,这样才能把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

学会前副会长、南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张象教授做了激情四射的主题发言——《论世界现代史研究——兼论齐世荣先生的治史精神》。张象教授长于世界史、非洲史的研究。多年来他参与国家社科项目研究,从事世界史教学工作,作为非洲问题与世界现代史两个研究会副会长已在全国30多所院校讲学。他在演讲中提到世界现代史研究必须坚持创新,如何进行创新则需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整体观处理,必须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全球史观”是当今世界的趋势,但是有两种全球史观,西方坚持文化形态史,中国则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二,必须以教学和相关的研究为基础。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存在缺陷,因而教学工作尤为重要。张象教授指出:齐先生尤为重视教学、编写教材、注重授课。第三,必须不断传承。张象教授回顾老一代学者齐世荣先生、杨生茂先生的学术道路,老一辈的治史精神和对于教学事业的热心足以引起后辈历史研究者的敬仰和学习。

主题发言后,李世安会长对第八届理事会5年来的工作做了汇报,他首先对于学会的创办和发展做了简单的历史回顾,提到学会的草创阶段和齐先生曾经的努力成果。他说: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必须有使命感,明确使命,继往开来,务求做到“合格”。他对学会的财务状况做了简单介绍。他提出要充分发挥各片区领导人作用,发挥各片区特色,对以往各个片区领导人的学术活动表示肯定。鼓励世界现代史研究要坚持优良传统,不断创新和开拓。

接着,大会进行了研究会理事会的换届选举。选举阶段的工作由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丽主持。张丽研究员先指出选举的基本程序和基本条件,之后经举手表决通过。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包括研究会会长、副会长,各片区负责人、副负责人以及各位理事在内的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为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丽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梁占军教授为常务副会长,人民教育出版社芮信副编审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以及各片区负责人和副负责人组成新一届常务理事会。本届理事会从总会到片区,年龄结构合理且趋向年轻化,地域和学科涵盖更为完整。本次会议的学术研讨和新的理事会的成立,必将对中国世界现代史教学和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大会下午的主题发言有刘德斌、黄民兴、李朋和李世安四位学者。吉林大学刘德斌教授的主题演讲为《世界秩序的重建与世界现代史研究》,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他从当前世界秩序状况、国内外学界关于世界秩序的争论、现代世界秩序的崩塌和重构、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一些困惑、世界现代史学科的角色等角度提出一系列问题,指出,“现实的躁动和历史研究的回归是对世界现代史研究动力”;要弄清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我们应该参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增加对现实世界的关注。首先他提到历史的报复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国际关系是否向19世纪倒退,中美关系是否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转折问题,中美南海冲突,日本再崛起和全球新一群社会动荡,这些是否是历史的报复。在对于世界秩序的争论上,他提出世界秩序的崩塌是为什么,又怎样重新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困惑就是什么是近代史?什么又是现代史?他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即世界现代史的学科角色,包括三个方面:学科建设的特色、影响力、与学术界的对话。西北大学黄民兴教授的《论阿拉伯之春》主要对中东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说明,主要论述了中东剧变的发展阶段和主要问题,他认为中东剧变2010年12月由突尼斯开始,几乎波及了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从历史上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运动有四个特点:地域范围逐渐扩大、目标不断递进、草根性的日趋明显、同时性不断突出。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都是政变,而这次确实是群众运动,而弱点也在此。中东剧变分为了四个阶段:2010年12月至2012年6月中东剧变的第一阶段,在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发生政权更迭,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时期已经结束了这项政治运动。第二个阶段是伊斯兰世界的全面崛起和各国政治势力的博弈。第三个阶段温和派伊斯兰势力的衰落,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时间为2013年4月到2014年6月,第四个阶段是极端势力的大举扩张和与各国势力的对抗。最后他提到温和派伊斯兰势力的衰落造成极端势力的渗入,伊斯兰国因而产生,伊斯兰国对于中东和欧洲社会都产生重要影响。在中东剧变中,虽然民众和组织发出呼声,但是事实上进行改革的国家并不多,埃及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温和伊斯兰的崛起是一种趋势,值得关注。在阿拉伯的威权主义势力和亚洲并不同,究竟会走向何方,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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