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ustralia书写民族:澳大南宁联邦的历文学家们和全体公民族的叙说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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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马克•希恩(Mark Hearn)/文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学家)
孟钟捷 /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学术研究》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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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做出了多种叙述,这些叙述或拥抱或挑战民族认同和民族建构的神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内斯特•斯考特围绕“自由天赋”的概念,
建构澳大利亚民族起源和特征的基本框架。20
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反复通过
“后设叙述”的方式,探讨同伴之谊、白澳和战争牺牲等主题,独特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由此产生。此后,这种建构同质性民族的历史叙事遭到挑战,各种修正观念在民族认同、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上彼此争论激烈。90
年代以后,围绕澳大利亚白人和土著人的历史问题,爆发了新的分歧和争论,澳大利亚的民族叙述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 澳大利亚、 民族历史、后设叙述、民族叙述
1916年,墨尔本大学历史学教授厄内斯特•斯考特(Ernest Scott,1867—1939
年)在其著作《澳大利亚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的结尾处,以讨论澳大利亚的小说家和诗人来结束全书。在这段讨论以及该书的最后一段,他这样写道:
或许这些人的许多作品在澳大利亚之外都无人所知。
但这又怎么样呢?她拥有着自己的生活,而且很不错;他们为她撰写了她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帮助了她的民众理解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命运和他们自己。[1]

斯考特可能已经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们的雄心壮志提供了一种类似的评论。在整个20世纪,他们试图创造并争取对民族经历进行神话般的叙述。贝格尔(Stefan
Beger,1964—)等人指出,欧洲的民族历史
“在关注它们独特民族国家的特性时,已经表现出一种十分显著的热情”,这种类似的热情也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民族历史中。然而,它作为殖民地的联邦,
拥有着一种强烈的孤立心态。当它发现自己虽然远离可作比较的西方民族,但同样能找到通往独立民族地位的道路时,这种热情被大大强化了。[2]
澳大利亚为了经济发展和白色文化命运,而防御性地退出了亚太地区。它的民族叙述向内观察,试图从这样一种文化中发现澳大利亚特征的渊源:这种文化可以追溯到英国起源,而在仔细检查后,它又拥有着一种独特超越性的证明。
本文研究的是 20
世纪澳大利亚民族历史中在文化上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叙述。它们或者拥抱或者挑战了民族认同和民族建构的神话。这些神话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内斯特•斯考特提出了进化式的澳大利亚—英国自由主义和进步等范式;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文化上与众不同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最近几十年,人们在民族认同、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上出现了彼此竞争十分激烈的修正性观念。澳大利亚的数代历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主题包括:同伴之谊、平等主义、白澳、具有男子气概的进步斗争以及战争中的牺牲。在20世纪上半叶,
澳大利亚的许多历史学家都竭力用索姆斯 (Margaret R. Somers)所形容的一种
“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即民族认同的神话——来浇灌上述主题的神话般地位。[3]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种为同质性民族建构的需求而服务的行动,遭到了挑战。1901
年建立联邦以来,澳大利亚社会始终以经济和文化上的保护主义为特征。但现在,受到战后移民和经济自由化的影响,这种特征开始破裂。因此,挑战者希望对不断发展的民族进行更为批判性的分析。
神话是一种被高度掌控的概念,它同历史研究保持着关联:正如科林斯(Rebecca
Collins)指出的那样,“神话和历史是被特别建构为接近过去的正反两种途径”。假设传说与事实也许可以协调一致地解释过去,显然是暗示真实与虚构同样可能解释了相同的历史事件。不过,正如科林斯所辩称的那样,神话不可能通过对历史(特别是民族历史和民族认同历史)的思索而被轻易地驳回。所有的历史都包含着神话的一些成分。这反映了一种文化团体之所以看重某种神话,
是为了强化人们所共享的价值观。[4]历史学家们撰写历史,以便同他们同时代的观众们进行交流。正如玛斯洛(Alun
Munslow)所指出的,历史学家们“进行分析、做出假设、建构模式、刻画风格等行动”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是为了从过去所挑选出来的叙述轨迹中建构当下。[5]
科林斯在回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年)时总结道,所有的历史编纂都是紧盯当下政治问题的。[6]
培育历史神话,以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当下需求而服务,在澳大利亚社会之初便已出现。阿兰•阿特金森
(Alan Atkinson)发现,到 19 世纪20 年代——此时距 1788
年白人殖民开始仅仅只有 30
年时间——已经形成了两种神话构想:这些殖民地是王室惩罚罪犯的场所;
另一种冲动则是转变这种出身,以便创造一种白人的
“无辜”文化,将之视作英国成就和自由的理想在新土地上的延伸。后一种神话是由威廉•查理斯•温特沃斯(William
Charles Wentworth,1790—1872 年)在1819
年出版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统计、历史和政治描述》(Statistical,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Colony of NewSouth
Wales)中提出的。这是第一本由一位土生澳大利亚人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温特沃斯的父亲是一位寻求正义的罪犯,并在殖民地精英阶层拥有一席之地。[7]
不过,温特沃斯富有创造力的倡议仅仅得到了时断时续的响应。 当时,
职业性的支持者还付之阙如, 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后才发展起来的大学体制缺少研究基础。在整个19
世纪,零星出版的历史著作都显示了作者对于白人进步的欢庆之情,同时却对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所受到的苦难视而不见。这一点反映在威斯特
West)于1852 年出版的《塔斯马尼史》(History of
Tasmania)中。始终如一的主题是去论证:澳大利亚白人逃脱了不列颠令人窒息而欲罢不能的贵族结构,并得以发展出一种奇特的自由而民主的社会。约翰•邓莫尔•朗(John
Dunmore Lang, 1799—1878 年)的《 新南威尔士的历史与统计报告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NewSouth Wales)在 1834—1875
年间定期更新。他在 1852
年又出版了《为了澳大利亚金色土地的自由和独立》(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or the Golden Lands of
Australia)。这两本书都强调,澳大利亚可以中断这种帝国联系,在南半球建立一种蓬勃发展的共和国。[8]澳大利亚人考虑到他们的文化和种族根源,最终对他们在帝国中的地位做出了妥协。1901年,殖民地联合起来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但与此同时,他们仍然拥有着一种文化和民族的使命感。联邦成立后,自由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们转到了解释和论证这种神话般要求的工作中。
一、 自由天赋: 塑造民族历史
在本文中所讨论的不少历史学家,或许会对任何暗示他们的历史著作包含政治化的神话制造之说,感到气愤。厄内斯特•斯考特受到兰克的经验性历史主义和排他性理论的影响,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去竭尽全力地恢复事实,以澄清澳大利亚人的故事。[9]但是,《澳大利亚简史》这本在
20
世纪出版的首部重要著作,却搭起了有关澳大利亚民族神话起源和特征的基本框架。
斯考特希望解释的是:来自于英国的种族起源及其伴随产生的自由理念遗产,究竟是如何创造性地在澳大利亚繁荣起来。澳大利亚人获得了“最为自由的自治馈赠。早在依赖于母国的殖民地历史中,自治政府便已经得到保障”,因而“纯种不列颠的”澳大利亚人已经“被放任自流地为其自己的命运而奋斗”。正因如此,澳大利亚成为
“……尝试自己的种族天赋,
以适应和征服困境的地方”。[10]斯考特自己便是这种适应天赋的产物:他是私生子、没有学位的移民,起初获得记者的工作,
出版过一些有关发现和殖民澳大利亚的著作,直到1913
年,他才在墨尔本大学获得历史学的教席。[11]
在斯考特有关澳大利亚认同的理想化观念中,他对澳新军团于1915年4月5日登陆加里波利一事所做的观察,最为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当英国在1914年8月陷入到一场同德国的战争时,澳大利亚人
“立即武装起来”,支持帝国。澳新军团的登陆仅仅早于斯考特的
《澳大利亚简史》
出版之前一年。虽然斯考特只是在结语中做出了一些评论,其中大约在“帝国联系和澳大利亚精神”之间做出了连接,但他却竭尽所能地把这场战役推向神话。斯考特强调指出,澳新军团及其牺牲是注定的命运,并早已在亨利•劳森(Henry
Lawson, 1867—1922
年)的民族主义诗歌中有过预言。他认为,诗歌是沉思的古典和“缪斯”式的艺术形式。对于希腊神话学的思考,便赋予了诗性或艺术性的灵感,赠与了记忆和语言的礼物。“缪斯的泉水”在澳大利亚“连续不断、丰富充足地”流动着,并从亨利•
劳森“发自内心的热情中” 喷涌而出: 他那充满阳刚之气的
《澳大拉西亚之星》(Star of Australasia)
的一些片段,如同真实的预言信条那样响起。这首诗出现在澳新军团之名熊熊燃烧的
25 年之前: ……我告诉你,南十字星应该会升起——在可怕的战争阴云之中。

澳大利亚人正在完成一种古代的命运,其方法是通过在战争中牺牲自己,用斯考特引用劳森的话来说,去“为一个正确或伟大的错误而战”。[12]
斯考特在他的《澳大利亚简史》中,试图解决澳大利亚人的眼前问题。他通过认同人们所分享的英国起源观念,来提供了一种让人打消顾虑的熟悉感觉,并且十分自豪地论证,澳大利亚人是如何通过面对战争苦难和新世界出现的发展挑战,来证明自己值得拥有他们所继承的传统。斯考特以澳大利亚民族的名义,
界定和表达了这种神话般的历史,
并且将之反过来嵌入到大众的想象中:这本《澳大利亚简史》成为大学生和一般民众的标准读物,并且在
1916 年到二战爆发期间多次重版,在 10 年间卖出了4万册。[13]
在斯考特有关进步和牺牲的神话中,第一代澳大利亚人被欧洲式进步的残忍潮流所影响。他只是简略地描述过“土生种族被消灭”是如何残忍、可恶和不可避免。[14]
他几乎没有提到英国基督教徒多数派和爱尔兰天主教少数派之间在教派与种族方面的矛盾。
在他对于澳大利亚特征的颂扬中,基本上具有性别倾向,并被简单地视作理所当然。这种倾向体现在:男子气概式地征服领土,而且对军事上牺牲予以崇拜——因为这些牺牲是为了女性化的民族和帝国母国。斯考特的
《澳大利亚简史》 在对殖民化和定居过程中的合理化缺失不置一词,
而且还建立了一种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十分熟知的模式。这种模式在20
世纪一直受到推崇。它所坚持的那种种族和男性优先权的神话界定了白色
、不列颠的澳大利亚文化的后设叙述。
斯考特的《澳大利亚简史》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文本,得以把澳大利亚历史建立为历史研究的合法场域,并且使之受到欢迎,进而成为不可抗拒的叙述,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直到10
年之后,斯考特才在 1926
年设立了名为“澳大利亚历史”的课程。该课程是试图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研究置于帝国的背景之中,这也是这种课程首次由澳大利亚大学来设置。不过,斯考特显然并不认为,他可以按照《澳大利亚简史》中所形容的那条民族建构路线,来组织这一课程。[15]
在悉尼大学,乔治•阿诺尔德•伍德 George Arnold
Wood,1865—1928年)已经着手扩展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的研究视野。伍德像斯考特那样,也是一位英国移民。不过,他最初便在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被训练为一名历史学家。在牛津,他受到兰克方法论的影响,
被鼓励去挖掘第一手材料。当他在
1891年获得历史学教席时,他是一位热情的自由主义者,深信历史必定照亮当下,并将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塑造未来领导人的价值观。[16]尽管伍德工作繁忙,有时还同悉尼大学的领导层存在矛盾,但他仍然主持设计了一种在研究生层面上超越英国史和欧洲史的教学大纲;但他本人仅仅在
1925年教授了一次有关澳大利亚历史的研究生课程。他鼓励研究生去钻研澳大利亚历史,获取第一手材料。1910
年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开放,他自己在 1914—1925
年间参与到出版《澳大利亚历史档案集》(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Australia)的项目中,两者都方便了研究生去获取第一手材料。那些记录早期殖民时代的官方档案,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资源。[17]在
20
世纪初,当历史协会在不同州成立起来,各自出版自己的期刊时,白人进步故事的研究获得了加强,并得到了优先权。[18]
1922 年,伍德出版了《澳大利亚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Australia)。这是一本发现澳洲大陆方面的开拓之作。同年,他又在《皇家澳大利亚历史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ustralian Historical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讨论白澳起源于一个罪犯流放地。伍德对避免讨论羞耻罪犯污点的已有倾向提出异议,思考了被大多数体面澳大利亚人深觉尴尬之事。伍德辩称,这些罪犯只是犯了“低等级的一般罪行”,但是国家以保护业已腐败的英国贵族体制的利益为名,把他们运送到澳大利亚,而他们在民族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穷凶极恶的罪犯们继续呆在英国,而被他们迫害者,无辜却拥有男子气概之人,建立了澳大利亚的民主——这难道不是清楚的事实吗?”这些罪犯体格健壮,而且都是男性,
这两个因素都是民族建构所需要的。澳大利亚人在加里波利和西线的牺牲,证明了罪犯的血统所产生的澳大利亚人,已经
“证明自己拥有着不列颠种族中最伟大、最高贵的灵魂”。伍德及时返身,找到了为他所欢迎的那种自由民主的民族主义的辩护之词。[19]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澳大利亚历史进行自由主义解释的最为精到的表述,来自于R.
M. “马克斯”•克劳福(R.
M.“Max”Crawford,1906—1991年)和基斯•汉考克(Keith
Hancock,1898—1988年)。克劳福曾是伍德在悉尼大学和牛津贝利奥尔学院的学生。1937
年,他接过了厄内斯特•斯考特在墨尔本大学的历史学教席,着手建立了今天被人们熟知的墨尔本历史学派。
克劳福改革了历史系的教学大纲和中学历史课程大纲,以便把一些澳大利亚历史研究加入其中。他还扩大了该系的规模,提高了它的研究能力:墨尔本学派开始把
“历史学呈现为一种真正自由的教育”。[20]在悉尼大学,斯特芬•罗伯茨(Stephen
Roberts,1901—1971
年)也推动了类似的大中学历史大纲的改革,让澳大利亚研究从中受益,不过其程度还未达到墨尔本大学的水平。罗伯茨本人对欧洲史感兴趣,因而并未赋予民族历史以优先地位。[21]1940
年,《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的创立,同样促进了该学科的职业发展。[22]
克劳福提出了一种对于历史的“概览观”。它既突破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又与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分手,而是发展成为一种精到的自由人文主义。1939年,克劳福辩称,历史学家们必须参与到复杂的人类行动和冲突中,并承认人类的力量——这是考证分析的过程和道德评价的宣言。
历史学家应该成为哲学家。[23]
克劳福希望开发包括自己研究领域在内的新领地。《我们自己和太平洋》(Ourselves
and
thePacific)把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引入到澳大利亚的观众面前。克劳福和他的合作者在
1941
年出版该书时,正值日本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征服快速推进,澳大利亚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邀请澳大利亚人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地理位置,而不是沉溺于想象中的不列颠母国:“今天,
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不再怀疑,他们的命运受到了这样一种事实的影响,
即它们处于同中国、日本、美国和俄国相同的大洋之中。”
但是,正如《我们自己和太平洋》一书所承认的那样,对于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国居民的移民限制,有助于英国人在澳大利亚人命运之中的统治地位。把华人移民排斥在外的举动反映了
“……把自己的需求投射在太平洋之外, 而去保存自己的欧洲特征”。[24]
克劳福提出的一种神话是被澳大利亚体验所转换的欧洲特征。他颂扬一种非浪漫类型的个人主义特征。
这种类型是通过定居和战争的挑战而保存下来的, 并由此塑造了一个民族:
“澳新军团的英雄主义同早先开拓者的勇气和耐力并无二致。澳大利亚之所以成为的一个民族,正是因为她首次被赋予了作为一个民族所负有的使命。”[25]克劳福在其1952年出版的《澳大利亚》(Australia)一书中,第一个使用“澳大利亚神话”这一术语,来描述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神话”,以满足把澳大利亚体验和成就同那些欧洲“旧世界”区别开来的需求。[26]他形容澳大利亚人在碰到内陆的困境时,总是带着一种“尝试”的意愿,通常显现出人类自负的傲慢一面,但最后却会演变为一种愤世嫉俗、同时又是冷峻的幽默。[27]这种对于澳大利亚人类型的刻画,恰好同克劳福的自由主义相互融合。澳大利亚人珍惜他们的自由独立,并希望建立一个以自由独立而感荣耀的民族:
澳大利亚民主的本质在于一种在个人的光芒之下不考虑身份思想的信念。对于国家行动的要求,也是部分从这种信念中得到支撑:即保证机会的平等、公平而理性的生活、政治权利。在澳大利亚的民主里,对于国家干预的需求,简言之,通常是其自由主义的一种表达。[28]
克劳福知道——这一点判断来自于科林斯——他正在扭曲真相,为过去制造一种神话般的解释,以强化澳大利亚人所分享的那些价值观。正如克劳福在上面引文之后所指出的那样:
“澳大利亚的神话并不必然是澳大利亚人的一张画面;但它是一张理想的画面,这种理想已经在澳大利亚占据统治地位,而且理想至少可能也参与到形塑特征的进程中。”克劳福希望,他对于民族神话的传播,将在形塑民族特征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克劳福在其讨论结束时指出,
当澳大利亚面临战争的考验时,澳大利亚特征中的那种清晰无误的英雄主义得到了最终证明。于是,正如在他之前的斯考特那样,克劳福再次强化了澳大利亚神话的这一经历。他从查理斯•比恩(Charles
Bean,1879—1968
年)有关1918年澳大利亚帝国军队在法国的历史著作中,引用了大段论述澳大利亚士兵的个人主义品质的文字。
人们可以理解的是,克劳福愿意遵从一战中澳大利亚的一位官方历史学家。查理斯•比恩曾经是澳新军团神话的一个坚决支持者。他不仅在
1916年编辑出版了一部多卷本的历史著作 《澳新军团书》(The Anzac
Book),而且还在 1921—1942年间完成了多卷本的 《1914—1918
年战争中的澳大利亚官方历史》(Official History of Australia in the War
of 1914-1918)。同时,
他还主张在首都建立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1941年,该馆开放,而且还包括了事实上一个颂扬澳大利亚军事英雄主义的、独一无二的博物馆。[29]比恩自己还收集了许多来自于战场英雄主义的手工艺品:
他曾经作为一名前线战争通信员,从加里波利战役开始到 1918
年德国人投降,一直同澳军在一起。克劳福所挑选的片段,包括了所有体现澳大利亚人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同伴之谊的那些其他混合物的关键因素,而它们正是比恩在战争中所强烈体验到的。1918年,比恩这位澳大利亚“挖掘者”在一篇读起来似乎像证词的文章中指出,这些“无可救药的、平民化的”澳大利亚士兵坚持自己的志愿兵身份,几乎倔强地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拒绝接受
1916—1917年举行有关征兵的全民公决。这位挖掘者从未真正服从军事纪律,但他却同士兵同伴们联系紧密——“一个人必须花费所有代价‘同其战友站起一起’”。他拒绝使用英国人的“社会阶层”划分(这种划分曾在英国军队中颇为明显);澳大利亚士兵“……仅仅知道一种社会视野,那就是种族”
——甚至连澳大利亚的军官们或许也被归入此类。因此,比恩总结道,澳大利亚人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主人”。[30]
比恩信奉平等的自由主义,是斯考特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之逻辑发展。历史学家基斯•汉考克是斯考特在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之一。他开始注意到,澳大利亚人十分擅长于用一种讥讽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汉考克在20世纪20年代到剑桥大学继续学习。当他浸淫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时,他的分析出现了更为锐利的棱角。这位年轻人所面临的矛盾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批判性——这种矛盾一方面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地区的都市文化,另一方面是他试图不顾现实体验而去考验澳大利亚民族生活的那种理想化特征的冲动。[31]汉考克在其1930
年出版的《澳大利亚》(Australia)中,用“知识的冷静”来同对于澳大利亚民族的“情感依附”
做斗争,以提出一种创新性的解释和结构,并将之聚焦于主题,而非编年史。[32]汉考克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一种用语,挑衅性地澄清、同时也是重新界定了民族叙述——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人曾经是
“移植过来的英国人”,他们变成了“独立的澳大利亚不列颠人”。
在汉考克的评价中
这种特征并非是坏事:“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并非不可能的是,他们从一种光辉的文学作品中获得滋养,又在古老的记忆中徘徊。他们可以同时爱上两种土壤。”[33]汉考克提供了一些针对同伴之谊和平等主义神话的敏锐观察结论:当澳大利亚人“无法忍受压迫、同情失败者”成为吸引人的特征时,他们或许竭尽全力地创造了一种非黑即白的庸人式文化,“对于平等公正的情感可以轻易地变酸,成为对于那些获得额外礼物者的忿忿不平……‘同伴之谊’的理想……不仅来自于渴望增强谦逊和驯服的性格,而且还来自于他们试图把强者拉下宝座的热情。”[34]
汉考克是第一位对民族建构方案提出尖锐批判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而这种方案曾经是联邦政府继承下来,通过一系列措施而孜孜以求之的对象。这些措施包括:对非欧洲人的移民限制、关税保护、强制性地调解工业纠纷、包括旧时代养老金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汉考克总结道,澳大利亚人“对国家存在着过度的依赖”。[35]他辩称,澳大利亚人寻求的是“财政上”和种族上的双重保障。在这种保护主义的文化里,
“白澳政策是其他每一项澳大利亚政策不可回避的前提”。[36]白澳已经成为民族认同的核心防御因素)。在汉考克看来,这种观念维护了对于非欧洲人的限制:“感到害怕的,并非其他种族提出的物质要求,而是其自身文明的解构和蜕化。他们为自己继承了自由体制、有权自治和自由决定自身命运而感到自豪。”[37]汉考克并没有忽视所谓
“土著种群消失的自然进程”
的虚伪之处。正如他在形容开拓和田园牧歌式扩张进程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对于澳大利亚的入侵”对土著人产生了“毁灭性的”
影响。“澳大利亚民主是真诚友善的,但它首先关注自己的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想起那些被它所驱逐的原始人,然后为他们注定的消逝留下几滴鳄鱼的眼泪。”[38]
汉考克相信,关税保护必须进行研究,其原因不仅在于经济,而且还在于它的“情感与意识形态的倾向”。[39]他的分析受到了同时代人爱德华•沙恩(Edward
Shann,1884—1935 年)的影响。后者在
1930年出版了《澳大利亚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Australia)一书。[40]汉考克如同沙恩一样,批评了保护政策的财政影响。此外,汉考克还对该政策的文化结果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澳大利亚的保护政策是一种
“信仰和教条”,它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因为它不可抵挡地唤起了澳大利亚民主最为炙热的情感”。[41]
总理阿尔弗雷德•迪金 (Alfred Deakin,1856—1919 年)在 1905—1908
年间的新保护方案,已经取得了刚成立的澳大利亚工党的支持。该方案通过承诺向制造业工人提供“公平而合理的”工资,来换取工党对关税政策的理解。即便到20
世纪20
年代,关税保护政策已经导致了严重后果,但是澳大利亚人仍然不愿意放弃该政策,将之视作其生活标准的保障,作为抵制“节俭且无道德原则的外国人”
——尤其是北部人口稠密的亚洲邻国——的堡垒。[42]这种对于保护主义的“悠闲”和理智上的懒散信念,同样使澳大利亚人倾向于父权主义式的、功利主义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到
20 世纪 20 年代,工党已经成为这种想法的主要宣传者。[43]
汉考克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成为“自我实现的工具”。借助这样的政府,澳大利亚民族试图……把国家的集体权力用于为个人权利的服务中”。[44]尽管澳大利亚人存在着这种对于国家干预的过度热情,但汉考克认为,澳大利亚的民族使命仍然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即便这种自由观是病态地向内审视。提姆•罗什(Tim
Rowse)曾经把汉考克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认为他在贸易和工业关系中是一种自由市场观念的鼓动者。他还指出,这种想法正是汉考克文本的核心主题,但却没有被大部分人所发现:“《澳大利亚》一书与众不同处是它的精妙安排。这种安排使其政治和经济意义隐藏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澳大利亚文明和民族地位的公正调查之中。”[45]罗什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新左翼”观点出发进行论述的。他辩称,汉考克试图在经济危机期间保卫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资本利益。不过,正如罗什含蓄承认的那样,看上去,汉考克仍然希望,澳大利亚人有朝一日会实现与众不同的民族特性的“精神成就”——这种期待迫使汉考克信奉
“激进的自由主义”,以此作为迫使澳大利亚人脱离经济依赖习惯的手段,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毫无变化地支持澳大利亚继续依附于英国。[46]正是因为汉考克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期待,认为一个成熟而自由的澳大利亚社会拥有未来的潜力,所以梅留什(Gregory
Melleuish)指出,汉考克实际上并没有使他的分析推向其逻辑结论——即认为保护政策或许也同样是一种自私。汉考克自己导致了这样啼笑皆非的评论。[47]当汉考克的评论出现时,这种对于澳大利亚孤立主义和“同质性平等社会”的尖锐言论,并不适合一个当时正陷入20
世纪30年代初日益恶化的国际性经济大萧条的国家。大萧条业已鼓励各国建立更高的关税壁垒。[48]
《澳大利亚》一书对接下来数代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激起了他们重新审视澳大利亚特征的灵感,当然也引起了反对这些观念的呼声。[49]
二、 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克拉克的 “反对革命”
梅留什注意到,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万斯•帕尔默(Vance Palmer,1885—1959
年)和奈提•帕尔默(Nettie
Palmer,1885—1964年)影响了汉考克的《澳大利亚》一书,帮助他建构起“土气的澳大利亚在创造一种生气勃勃的现存文化时遭遇失败的画面”。[50]汉考克对民族文化进行了严厉而现实主义的评价,而万斯•帕尔默在
1954 年发表的《九十年代的神话》(The Legend of the
Nineties)一书寻求复活神话的那种转换力量。在澳大利亚的背景中,激进的民族主义历史学指的是一种左翼的、平均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视角,由帕尔默提出。《九十年代的神话》一书聚集于那些曾经赞赏囚犯、士兵和丛林工人对于经济公正与政治权利进行斗争的作家们。“这种梦想时代的重要性在于,它把澳大利亚人的目光转向自己,迫使他们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帕尔默认为,这种“神话建构”在任何复兴激进且民族主义的意识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人们早已说过,直到他们浸淫在神话之中,改变周围的自然风貌,他们才能在任何环境下都真正地感到如同在家中一般。”[51]帕尔默希望利用神话,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反动的冷战气氛中,同时又在消费主义看来已经消除激进遗产的力量之时,去激发一种新颖而别具一格的澳大利亚文化活力形式。
布莱恩•费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研究过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劳动生活,对帝国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考查。在其研究中,他已经提供了具有分析深度的激进民族主义。他主要关注了被历史学家忽视的阶级关系和结构性不公正形式,辩称澳大利亚人实际上并非是其自己生活的主导者。据称,“老左翼”
历史学家们主要在二战后的岁月里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如同穿着制服的年轻人那样,发现了文化传统”。[52]一个记者之所以无法确保获得学术地位,正是因为他的左翼政治立场和酗酒问题。费茨帕特里克提供的文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混合物
(澳大利亚的历史编纂学实际上至今为止对此一无所知)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费茨帕特里克在战争年代便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英帝国主义和澳大利亚》(Brit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939)、《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简史》(A
Short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Labor
Movement,1940)、《澳大利亚的英帝国》(British Empire in
Australia,1941)和《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
People,1946)。这些著作可能对此后几代经济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都产生了影响。[53]费茨帕特里克是把劳工阶层置于民族历史核心地位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仅仅暗示它的重要性,却只是视之为次要角色。
费茨帕特里克的分析还牵涉到浪漫主义:在 1956年出版的《澳大利亚联邦》(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一书中,他描写了工人阶级是如何在反感不必要的对话(大多数的话题是
“不值得讨论”)和不愿制造英雄中,将他们的沉默特点加入到民族生活中的:“澳大利亚人不把任何人视作英雄,也不崇拜任何偶像,除非他是罪犯、奈德•凯勒(Ned
Kelly,1854/1850—1880年)[54]或卡宾这种马而已。”[55]罗宾•古兰(Robin
Gollan,1917—)是战后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也是深受费茨帕特里克影响的人之一。[56]他在1960
年发表的《激进分子和工人阶级政治》(Radical and Working Class
Politics)中拾起了劳工运动介入民族生活的话题,并把劳工的出现视作“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
指出他们主张移民限制和英帝国内的强大防御政策,已经从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转向拥护白澳政策。[57]曼宁•克拉克(Manning
Clark,1915—1991 年)同样认同费茨帕特里克的开拓性著作。[58]不过,在
1954 年,克拉克却把费茨帕特里克形容为一位
“失望的激进分子”,后者抱怨现状,对工党的沦落进程感到困惑——工党已经从一种
19 世纪 90 年代“为人类重生而战”
的纯粹力量,沦落为仅仅关注夺取政治权力的机器。克拉克嘲笑道:“这让绝大部分的劳工史读起来像堕落妇女的故事一般。”
人们还是需要一种更为冷静缜密和理解人类特性的历史。[59]
在帕尔默出版《九十年代的神话》的同一年,曼宁•克拉克对该书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宣称,澳大利亚的历史需要重写,
而且这一使命尤其需要强调
“这一代人的问题和愿望”。[60]克拉克曾经是克劳福在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之一,又曾作为奖学金获得者,留学牛津。但是,他与克劳福和汉考克不同,在战前英国深受阶级困扰的经历中变得意气消沉。1938
年在纳粹德国黑暗之中的一段简短经历,又增强了他的悲观主义。1946,克劳福邀请克拉克在墨尔本开始教授澳大利亚历史。这是首次在一所澳大利亚的主要大学中系统化教学澳大利亚历史。一种高度严肃的精神最终促使克拉克奋力重写民族历史。[61]

1946—1954年间,克拉克通过编辑数卷一手档案材料,对澳大利亚历史的研究重点以及他自己项目所涉及到的范围,有了清晰的了解。[62]这种开拓与重新思考的进程最终汇集成一次讲座,而这次讲座也显示出克拉克在其工作中体现出来的精明老到的智识。“重写澳大利亚历史”同时也准备了许多修辞上和象征性的策略,让克拉克得以用于自己的著作《澳大利亚史》(A
History of
Australia)中。在1962—1987年间出版这6卷本著作的进程时,那些策略逐渐从创造性的修正工具,转变为他自己的神话图腾。克拉克不仅希望去解释澳大利亚人的故事:如同伊万•卡拉马佐夫(Ivan
Karamazov)[63]那样,克拉克希望
“待在那里,然后每一个人突然明白他们全力以赴所支持的对象”。克拉克不赞成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全力以赴所支持的对象:他宣称,自由理念
“破碎了”,并控告大学生产了这种理念最为顽固的捍卫者。[64]他是一位失望的理想主义者。看上去,他无法确认新的道路,而是回头找到一段19世纪90
年代的布道——其作者是帕特里克•莫瑞 (Patrick Moran,1830—1911
年)红衣主教,并将之视作当代幻灭的一种隐喻:“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毁灭的时代”。[65]
尽管克拉克试图在历史中寻求安慰,但他仍然宣称此举是为了强调新一代历史学家存在的问题,因为他们被迫放弃“过去中更为舒适的东西”。[66]他们不得不放弃汉考克对澳大利亚人平庸的嘲笑,放弃那种把欧洲视作“创新中心”的信念。历史学家不得不去发现“天主教世界观与基督教世界观”之间的张力,正如这种张力确实显现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之中那样。他们不得不放弃伍德对于囚犯的自由式浪漫主义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职业罪犯:“让我们还是去考查这些罪犯的习俗和价值观吧”,这不仅是其著作的呼吁,也成为随后几十年间出现的囚犯史的丰富领域。[67]克拉克揭示了激进民族主义解释中的弱点:历史学家必须超越不假思索地对于“同伴之谊”
的欢呼, 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类型历史背景下的现象来看待——这是19
世纪的丛林生活——并且认识到,“那种认为同伴之谊是对环境的一种回应的信仰,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了”。而且,同伴之谊有助于谋划白澳政策,是一种与世隔绝式的民族主义。为了强调新一代的问题,克拉克认为,澳大利亚历史必须由“那些明白人类特性的人”、并可以竭尽全力研究
“某些宏大课题来照亮我们的黑暗大地”之人来编纂。[68]
人们称赞克拉克的分析在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中促成了一种“反对革命”的趋向。克拉克当然把自己塑造为一位预言家。[69]克拉克的著作不是此前出版的单本短小历史作品。他的大部头作品强调,澳大利亚历史值得如史诗般仔细观察。克拉克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他如戏剧般地在其历史著作的第1卷中,引用了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 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
年)的名言警句,来作为信号。他的著作研究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新土地上的冲突,进而面对启蒙运动对信仰的挑战,随后这些张力出现在个人和集体经历的困境之中。[70]这些话题使他的历史著作完全不同于此前以及同时代人的作品。在当时看来,克拉克叙述的民族历史远远超越了该民族的本身,提高了该民族历史与澳大利亚的地位。
激进民族主义的同伴之谊故事在罗索尔•沃德(Russel
Ward,1914—1995年)的《澳大利亚神话》(The Australian
Legend)中发现了他们最大的同质性和具有说服力的论断。该书以其精到之处,对克拉克的批判提出了挑战。《澳大利亚神话》出版于1958年,它沿着19世纪丛林工人从其囚犯先辈中发展的足迹。沃德同费茨帕特里克及古兰一样,其著作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夹杂之物,而且还受到了一种愿望的促动——这种愿望是重新评价丛林工人在锻造独特澳大利亚认同中的角色。沃德总结说,他培育了一种神话,但这种神话经过了他的深刻论辩,表现了澳大利亚人的真正经历。这种有价值的神话应该允许存在:
根据这种神话,“典型的澳大利亚人”是一位实践者,举止粗野而敏捷,对于其他人的任何矫揉造作的表现都会飞快地予以谴责。他是一位伟大的即兴诗人,总是愿意做任何事情……他是一位感情热烈的独立行动者,痛恨多管闲事者,反对权威,特别是当这些品质反映在军官和政治家之时。不过,他非常热情友好,而且从根本上而言,他愿意任何时候都容忍自己的同伴,即便他认为他们或许做错了。[71]
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比恩称颂士兵的回声,可以看到类似于汉考克辨识同伴之谊的可怕的社会氛围。英格里斯(Ken
Inglis,1929—)已经注意到,“历史学家们把同伴之谊置于民族经历的核心地位”。[72]沃德再次评价了神话对于正在转变之中的澳大利亚民族的意义:“尽管一些剪羊毛工现在据说已经使用无线装置的电动剪毛机,但是‘高尚的丛林人’对澳大利亚生活和文学的影响,
现在仍然十分强烈。”[73]沃德的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尽管也偶尔出现过一些怀疑的作品,但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对于同伴之谊作为阳刚或民族认同的一种形式,其意义再也没有遭遇到任何严厉的质疑。
三、 新左翼与澳大利亚神话的性别化 10 年后,汉弗莱•麦克奎恩(Humphrey
Mcqueen,1942—)的《新布列塔尼亚》(A New
Britannia,1970)拒绝接受沃德的同伴之谊神话以及劳工运动对民族建构的贡献。工党屈从于
“资产阶级文化充满诱惑的乞求”,在国会中背叛了工人阶级;工会怯懦地求助于国家支持下的强制调解体制,而不是寻求革命行动。劳工运动拥抱了白澳政策,确保了这种种族主义成为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中最为重要的单一元素”,并沉浸在一种谄媚巴结其帝国纽带的文化之中。[74]《新布列塔尼亚》是新左翼的尖锐表达,对已经形成的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形成了挑战,并为一种对澳大利亚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异质性重新思考和对民族神话的审查提供了基础。康奈尔(R.
W. Connell,1944—)和埃温(T. H.
Irving)的《澳大利亚历史中的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 in Australian
History,1980)和罗什的《澳大利亚的自由主义和民族特征》(Australian
Liberalism and National
Character,1978)提供了两份新左翼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最为一致的批判;“老左翼”
浪漫主义的口吻被阶级结构、工人统治阶级的“霸权”和盛行的自由意识形态所取代。[75]
米利亚姆•迪克森(Miriam Dixson,1930—)的《真实的马蒂尔达》(The Real
Matilda,1976)
提供了一种对于澳大利亚同伴之谊文化的尖锐分析,认为这种文化用“蔑视”和“野蛮”的方式对待女性。女性被排斥在工作场所和政治生活之外,因此也被排斥在民族历史之外。迪克森针对沃德的典型澳大利亚人的神话,揭示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中“目无女性”

“特别受限的男性阳刚风格”。[76]迪克森如同其同时代的新左翼那样,拥有着一种显露的政治抱负:挑战占据优势的澳大利亚权力组织机构和机制,创造“一个具有更少暴力型的竞争性社会”,以此来反省男性霸权。显然,这种方案不仅需要重新塑造机制,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语言:《真实的马蒂尔达》便包括了“一些词汇”,来解释那些对于“妇女和认同”进行新理解的“非同寻常的”概念,例如“雌雄同体”(androgyny)、“大男子主义”、“父权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和“角色模型”(role model)。[77]《真实的马蒂尔达》
出版时,正值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1916—)的工党政府被总督的法令驱赶下台之时,随后出现了7年的保守政府。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获得平等酬劳的准则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政治与文化实践中的缓慢转变则说明,自联邦拒绝承认妇女的公民身份以来,一种具有更少暴力型的竞争社会取得成果仍然未能让人感到满意。
尽管麦克奎恩和迪克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澳大利亚民族认同方面的一些重要研究仍然返回到沃德的著作和
“高尚的丛林人”神话。这一现象表明,神话仍然保留在大众的想象和历史学家们思考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叙述策略之中。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的《创造澳大利亚》(Inventing
Aus-tralia,1981)反思了新左翼的影响,但仍然构造了对于民族认同的一种更为自觉和批判式的视角。怀特辩称,沃德在强调丛林人的民族主义因素外,也拒绝将之视作“把帝国扩张浪漫化”的工具和“逃离城市、工业文明的象征”。[78]怀特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影响甚广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更早提出类似的理论。他坚持认为,“并没有真正的澳大利亚等待人们去发现。
一种民族认同就是一种创造”。
历史学家们必须关注白人定居以来所出现的各种民族认同形式的创造者,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它们是谁的创造?它们服务于谁的利益?”[79]19世纪90年代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宣扬丛林神话,将之视作从澳大利亚快速城市化的文化中逃离的方式。帕尔默和沃德试图在50年之后让这种理由重新复活。当人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灾难性的纳粹统治之后,一种主体种族的幻想已经
“导致整个有关民族类型的观念名誉扫地”。怀特强调指出,战后用多元文化主义“静悄悄地”取代了白澳政策,
是建立在战后移民连续不断的浪潮之上,它创造了一种更为成熟、也更有自制力的民族认同感。[80]
怀特当时抱着相对乐观主义的态度,去讨论一种多元文化式澳大利亚的可能性。那时,有关全球化资本的“新经济正统学说”还没有完全显现出它的潜在混乱一面。然而到20世纪末,
这些压力便显现出来。[81]米利亚姆•迪克森在《想象的澳大利亚》(The
Imaginary
Australian,1999)中认为,对于沃德的澳大利亚神话之拒斥,走得太远了——至少体现在它激起了一种“毫无根据的”自我憎恨式的“盎格鲁—凯尔特澳大利亚”。当公民的“碎裂化”(如失业、家庭压力、犯罪、毒品)威胁到世界各地的社会时,“对于澳大利亚生活的盎格鲁—凯尔特式的观念作为重要的一致性核心发挥着作用”。迪克森在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学进行非同寻常的比较时,接受了安德森的理论和国际上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辩,
试图去解决眼下的这些困境。她指出,一种更为现实和肯定的民族认同感必须从澳大利亚的历史中得出,以便在同质性种族融入的往昔要求同民族主义的苍白空虚之间,寻找一条道路。[82]《新马蒂尔达》(The
New
Matilda)强调的是妇女在民族历史中被边缘化,而《想象的澳大利亚》则重新审视了女性的“复杂而自负”、实际上又属于“串谋”的角色,这尤其体现在对于民族的那种女性化的理想之中。[83]
对于民族认同的批判性反思,不仅仅是通过宏观分析而实现。《澳大利亚神话及其不满》
(The Australian Legend and Its
Discontents,2000)的作者们发现了神话的不同意义。其中,或许最贴切的表述莫过于林茨•姆利(Linzi
Murrie)的《澳大利亚的神话和澳大利亚男人》 (“the Australian Legend and
Australian
Men”)一文。他采取了文化研究和“男性政策”的视角,指出以往有关澳大利亚同伴之谊的历史编纂中明显认为性别编码是毋庸置疑的,缺少对它进行审查。他还着重聚焦于迪克森在《真实的马蒂尔达》中已经发现的“特别受限的男性阳刚风格”:
丛林人的男性阳刚之气被显著地置于同质性和男性价值观的核心地位。英雄式的个人主义曾在其他边疆男性的再现中如此重要,但在这里却付之阙如。取而代之的是男性之间的平等主义,它作为在男性同质社会群体中合法性的策略发挥作用。“典型的澳大利亚人”
不能过于脱离其同伴。[84]
姆利指出,澳大利亚神话中的同伴之谊在性别关系的层次上拥有一种双重作用:它把女性排除在外,并把“澳大利亚人”之外的男性边缘化,使得“民族”和“男性”,且为被排斥在外的群体建立边缘区——这种神话“在群体中建立起男性的权威,并确保这种占有统治地位的男性价值观会在男性主体中一再复制产生”。如同所有好的神话那样,这种神话也被证明具有适应能力:19
世纪
90年代的丛林人同伴之谊可以进行重新铸造,以适应将之同掘金人联系在一起的需求,此后再同战争的需求联系起来。
姆利最后总结说,“澳大利亚的神话已经成为建构并论证‘男性’和‘
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文化中占据统治意义的有力虚构”,并由此锻造了“同伴之谊的神话学”。[85]
1997 年,历史学家玛丽莲•雷克(Marilyn
Lake,1949—)宣称,“当下,女权主义者属于最富创造力的公民身份解释者”。[86]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新左翼呼吁一种更具渗透性和分析性的历史学,以便在文化史、阶级史、囚犯史和种族关系等研究领域中,激发一连串重要的修正尝试。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对性别关系的持续修正。这种修正尝试不仅揭示妇女受到的待遇,承认她们对澳大利亚民族生活的贡献,而且还证明澳大利亚历史和民族认同中本质上所拥有的性别化特征。
在此类智识发展中,雷克是一位领导性的呼吁者。她强调,性别、种族和阶级这些概念与发现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在民族主义意识发展中表现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联系。[87]
而在这一民族里,男性观念占据优势的现状,要求研究者对那些被排斥者进行分类:雷克指出哈维斯特判例(Harvester
judgement)[88]虽然建立起一种构想,要求为男性养家糊口者提供公平与合理的工资,但是它又使女性在工作场被边缘化,并通过针对土著和非白人劳工的法律歧视,来“确保白色男人的权力”。[89]不过,妇女即便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进入到母亲角色,但也未能剥夺她们参与到民族中的权利。正如《创造一个民族》(Creating
a Nation,1996)的一名作者所言,澳大利亚的第一代性别史坚持了
“女性的力量和创造力”。 迪克森发现,雷克和她的合作者们
“赋予妇女以一种核心的地位……,女性并非远离民族建构,而是民族建构的核心角色”。[90]《创造一个民族》继续强调妇女在澳大利亚公私领域中的介入,揭示出妇女和儿童的关注与需求是如何塑造公共政策的——儿童通常总是与妇女联系在一起,处在民族故事的边缘地带。
如雷克和安娜•柯托伊斯(Anne
Curthoys)这样的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们,已经站在本民族想象边界的前方,去更好地理解它的本质与需求。雷克强调,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展必须被视作“民族和种族的跨民族叙述”的组成部分。雷克希望把
“白色男人”的观念发展既界定为一种澳大利亚的“地域性”现象,而且也将之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中,视之为有关白色认同广泛讨论中的一部分,特别还带着那些在美国传播的种族观念。雷克还认为,这种观念又被一种焦虑感所强化,即人们对“白色男人这一殖民统治联系中所产生的形象”充满担忧,同时又受困于一个多种族国家的进退维谷之间。[91]
柯托伊斯参与了最近有关民族及其认同的跨民族争论,并且认识到澳大利亚历史的岛国孤立的特性。她指出,为了理解本民族,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围绕在本民族中所创建起来的各种认同形式——例如移民社群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对于认同和文化联系的容忍感,通过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的移民进行转移。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对于各种移民团体向澳大利亚迁徙的研究,可以发现本民族与广阔世界的关系,由此可能回头再次对“英国认同和联系”产生兴趣。[92]当然,向内看的传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阿兰•阿特金森重新思考了欧洲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史,进而指出,澳大利亚从最初开始便呈现出一种十分显著的原始政治文化。尽管阿特金森的著作是多卷本的,范围很广,但他的研究仍然使用了一种“言说”和“书写”的创造性及争辩式的分析,来提供一种对澳大利亚认同的正面解释。这种认同并没有继续维持妇女和土著被边缘化的传统,同时还对澳大利亚政治语言发展的跨民族背景予以关注。[93]
雷克和阿特金斯最近著作的研究重点表明,在对民族认同的本质进行质疑时,人们需要深入的研究,并构建大范围的宏大画面。戴尔•布莱尔
(Dale Blair)的《真实的士兵》(Dinkum
Diggers)对澳大利亚帝国军队在一战中的第一营士兵进行调查,并在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层面上,研究了相关的民族神话。《真实的士兵》一书并没有提供一幅比恩风格的英雄画面。在它所提供的画面上,引人关注的工人阶级男性努力应付异常的环境,以其最大能力忍受痛苦,有时还会被战场成果的夸大报告所困惑。布莱尔无法验证沃德的观念,即这些士兵符合一种理想化的、同伴之谊的构想,做到了他们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94]假如我们不继续把个案研究凝聚为有关民族认同的微观史,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本民族神话究竟是如何在个体生命中、或在共同体和制度化的兄弟情谊中发挥作用的。[95]
四、 黑色臂章和三声欢呼?
“发现民族真实面目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他们的经历和符号体系……民族志把民族的系统性和公共的表达告诉历史学家——其中包括他们的仪式、神话和符号环境。”[96]
在《威廉•古奇之死》(The Death of William Gooch)中,格莱格•丹宁Greg
Dening)强调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为了发现民族的真实面目,我们必须发现他们的符号系统,找到他们如何通过神话来塑造自己的面目。在
20 世纪 90
年代,澳大利亚历史的主流是在围绕杰出历史学家的著作与观点进行争论中,去界定本民族的过去及其认同,并竭力论证土著历史的存在争议的事实——尤其围绕边疆暴力和掠夺的历史而展开。斯图加特•麦金泰尔
(Stuart Macintyre)和安娜•克拉克(Anna Clark)的《历史之战》(The
History
Wars,2003)记录了这些两极化和政治化的历史学。麦金泰尔和克拉克的叙述以事实斗争为基础,逐渐转向神话领域,
并沿着历史学得到召唤而服务于澳大利亚民族叙述的象征需求之路前进。
麦金泰尔和安娜•克拉克注意到,在20世纪90年代初,联邦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 1944—)和他的发言稿起草者、历史学家唐•沃森(Don
Watson,1949—)在灵感上依赖于曼宁•克拉克。[97]克拉克在其晚年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公众人物。在他于1991年去世后,他的《澳大利亚历史》
(History of Australia)遭到了其出版商彼得•赖恩(Peter
Ryan)的中伤。后者认为,此书实际上是一种并不准确的宣传。他总结说道,曼宁•克拉克是其自身神话的受害者。克拉克提供给读者的是:澳大利亚奋力从英国源头中获得独立的经历,曾经是悲剧般澳大利亚的一段“史诗般的”神话——这也正是沃森和基廷所欢迎的史诗。[98]
克拉克帮助沃森和基廷构思了一种符号性的环境,让劳工政治借助一种受到感情控制的、
来自于过去的精彩故事的祈祷,得以占据并扩展澳大利亚公共生活的道德空间。沃森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机会,在民族政治中,利用了历史学家的智慧,用神话的共鸣来起草基廷的发言稿,援引澳大利亚的神话,来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者,从而在象征层面上掌握了那些无名士兵的命运。[99]
当然,历史也可以得到召唤,去摧毁曼宁•克拉克或许将之形容为“令人感到舒适的”那些神话——借助这种神话,白种欧洲人已经掩盖了他们对土著人的手段。1992年,基廷面对着一群深受感动的、大部分属于土著人的观众,在瑞德芬公园(Redfern
Park)发表演说时,率直地提醒白种澳大利亚人:“我们犯下了杀人的罪行”。“我们实行过歧视和排外”。1992
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麦波判决(Mabo
judgement)承认了土著的头衔,承认了澳大利亚土著与这片土地之间的历史联系。该判决构成了“补偿历史性错误”
的基础。[100]
历史学家们同样在本民族同其土著人之间关系中的重新思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为麦波判决和基廷政府的回应提供了知识框架。罗雷(C.
D. Rowley)和施坦讷(W. E. H. Stanner)
的著作开启了历史编纂学和广泛公众讨论的修正使命。[101]亨利•瑞诺尔斯(Henry
Reynolds)的开创性著作《边疆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1981)已经指出,土著部落曾经抵制过欧洲人对其土地的入侵,并估计最多有2万名土著人在边疆暴力中丧生。《土地之法》(The
Law of the
Land,1987)记录下土著人的土地权利在法律和政治上被剥夺的历史。[102]瑞诺尔斯的著作后来被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所引用,以支持艾迪•麦波(Eddie
Mabo,1936—1992年)代表梅里亚姆人提出的控诉。 拜恩•埃特沃德(Bain
Attwood)十分关注历史学家在麦波浪潮所掀起的重新界定民族认同行动中的角色。他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同那种把土著有关过去的要求进行“本质化的”趋势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并指出,认为过去可以如“此前那样”重新收回的想法是一种幻觉。一种
“新的历史”可以“审视垦殖的澳大利亚人和土著人产生理想和价值观的那些时刻——这些理想和价值观应该让所有人都受益,并正因如此,伟大的人类进步才有可能得以实现。”[103]对于白澳与黑澳之间实现和解的乐观时刻,出现在麦波之后,人们以为可以构建一种新的历史。但是,这种时刻很快便被重新出现的冲突和分裂所取代。并非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承认,本民族对土著人亏欠土地,甚至只是道歉;同样,在拒绝接受工党方案与基廷的民族历史新设计的符号语言界定中,历史学家也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1993年,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恩(Geoffrey
Blainey,1930—)对一种别着“黑色臂章”的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的解释日益产生主导影响而感到悲哀,这种解释“猛烈攻击了”此前乐观主义的口吻。
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们已经从爱国的角度对一种进步的历史 “欢呼三声”
了。曼宁•克拉克 “却传播了太多的阴郁观念”; 被工党所拥抱的多元文化主义,
居然还宣扬
“大部分澳大利亚的历史是一种耻辱”,因为人们错误地对待了土著人、华人和太平洋岛国种群。布莱恩发现自己是一位悲观主义的保守派,他认为澳大利亚曾经引人关注的经济成就和充满生气的民主,受到了来自于一种
“右翼—疯狂”社会中运行糟糕的民族感和 “个人负责” 感降低的威胁。[104]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布莱恩已经成功推动了数次对于澳大利亚胜利果实的调查和分析。这些工作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揭示了,澳大利亚的成功表现在它征服了
“距离的暴政”,
实现了采矿业的不断扩展。[105]尽管布莱恩也曾在《游牧民的成就》(The
Triumph of the
Nomads)一书中,称赞澳大利亚土著展现了一些经营土地的欧洲技巧,但他的著作主要是有关白色自由进步的神话,尤其称赞那些在城市、乡村城镇和土地之上所获得的成就。[106]
1982 年,随着“布莱恩的观点”(The Blainey
View)这一全国性的电视节目系列播出,同时推出咖啡桌旁阅读的著作,布莱恩的上述解释得以普及。[107]两年后,布莱恩的欢呼回到了黑暗的预言中。在维多利亚州的瓦南布尔镇(Warrnambool),布莱恩在他的演讲中警告说,澳大利亚的文化已经受到了亚洲移民日益上升趋势的影响。布莱恩让白澳政策中的那种旧有的恐惧感重新复活。此举引发了巨大争论,布莱恩的著作也面临一群修正主义学者的全力反击。
这些修正主义的学者们挑战了他的方法论、价值观和结论。[108]
布莱恩的黑色臂章是如同澳大利亚神话那样的术语,已经促生了自己的文学,并进入到民族政治叙述中。联邦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1939—)同样欢迎他对于澳大利亚历史的保守解读
也赞同他拒绝向澳大利亚土著进行正式道歉。[109] 基思•温德舒特尔(Keith
Windschuttle,1942—)已经同布莱恩形成了竞争关系。他是自克拉克和亨利•瑞诺尔斯以来在民族叙述方面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历史学家。温德舒特尔出版了《澳大利亚历史的编造》(The
Fabrication of Australian
History,2002)一书,对瑞诺尔斯及其他历史学家有关土著人受到边疆暴力的程度判断提出了挑战。他指责“政治化的”历史学家用一种“类似于纳粹施加于犹太人的那种有意大屠杀”记录,来误导公众。[110]
《澳大利亚历史的编造》分析了 1803—1847
年间塔斯马尼亚岛上白种澳大利亚人与黑种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冲突,指出很少有土著人在同白人的直接暴力冲突中丧生。温德舒特尔还批判瑞诺尔斯有关2万名土著人在整个澳大利亚边疆暴力中丧生的断言。[111]他辩称,他必须远离过分的政治偏见,仅仅是为了辨识澳大利亚边疆历史中的真实情况。[112]许多历史学家拒绝接受温德舒特尔的观点。瑞诺尔斯也做出了回应。他研究并批评了温德舒特尔的方法论和目的,并指出,温德舒特尔不仅忽视了关键证据,而且还把土著人描写为毫无爱国心或毫无占有土地思想的人,让土著人成为卷入屠杀和偷窃行为的罪犯,以至于引起白人垦殖者的反抗。瑞诺尔斯强调,温德舒特尔的历史解释是对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政策的阻碍,是对“当前的土著政策——土地权、自决、赔偿、甚至对于政府道歉的需求”等目标的猛烈攻击。[113]尽管温德舒特尔的著作经常受到其他历史学家的尖锐批判,但它在2002—2004
年间仍然卖出了6000册精装本。这是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历史著作中比较高的销售量。[114]
澳大利亚的民族叙述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种族和土著研究时常被几代历史学家所忽视,而现在却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和历史编纂学中发生冲突的关键领域。不过,正如柯托伊斯观察到的那样,“虽然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关注土著历史,但是看上去,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失去了早前提供表面上统一的民族叙述的能力。大众对于土著历史在澳大利亚历史中所占据地位的理解,仍然是未定型的,而且极端分裂。”[115]这种分裂是由相互竞争的观点所激发的。这些观点来自于现实的需求,而现实的需求又推动了历史学家选择讲述的那些故事。澳大利亚的历史编纂学通常是对现实需求和民族构想的回应。女权主义历史、土著历史或劳工历史希望在历史中发现灵感,来满足妇女、土著或工人阶级在当前斗争中的政治需求,并理解它们的历史体验。但是,有关边缘化或不公正的神话通常还是受到了掩盖。布莱恩和温德舒特尔便坚持一种澳大利亚主流白种欧洲人和自由进步的故事,而且还受到媒体的关注,著作销售火爆。这些叙述继续向公众想象发出了大量呼吁。
编纂历史是一种道德创造性的活动。假如有关民族叙述的表面上相互竞争的观念包含着神话的元素,那么这是因为它们是由其作者们所赋予,拥有符号性的意义,渴望精心设计一种道德故事,以服务于一种为大家所分享的本民族观。
注 释: [1] Ernest Scott, 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 London,
1916, p.340. [2] Stefan Berger with Mark Donovan and Kevin Passmore,
“Apologias for the Nation-state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in:
Stefan Berger, Mark Donovan and Kevin Passmore,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don, 1999, p.10. [3] Margaret
R. Somers,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lass Formation Theory:
Narrativity, Relational Analysis, and Social Theory”,in: John R. Hall
,Reworking Class, Cornell, 1977, p.85. [4] Rebecca Collins,
“Concealing the Poverty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Myth as
Mystification in Historical Discourse”,in: Rethinking History,
7:3,pp.341-343. [5]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1997, p.121. [6] Collins, “Concealing the Poverty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pp.347-348,p.356;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in: Michel Foucault, Aesthetics: Essential Works,
Vol.2, London, 2001. [7] Alan Atkinson, The Europeans in Australia,
Vol.2, Melbourne, 2004, pp.17-20,p.61. [8] Walter Phillips, “John
Dunmore Lang”; Graeme Davison, “John West”,in: Graeme Davison et al.,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Melbourne, 2001,
p.379,p.683. [9] Stuart Macintyre, “The Making of a School”,in: R.
M. Crawford, Manning Clark and Geoffey Blainey,Making History,
Melbourne, 1985, p.11. [10] Scott, Short History, pp.330-332,p.336.
[11] Stuart Macintyre, “Ernest Scott: ‘My History is a Romance’”,in:
Stuart Macintyre and Julian Thomas eds),TheDiscovery of
Australia,1890-1939, Melbourne, 1995, pp. 71-75. [12] Scott, Short
History, pp.336-340. [13] Stuart Macintyre, A History for a
Nation:Ernest Scott and the Making of Australian History, Melbourne,
1994, p.73. [14] Scott, Short History, pp.184-185. [15]
Macintyre,“Ernst Scott: ‘My History is a Romance’”,p.85. [16]Brian H.
Fletcher, History as a Moral Force: George Arnold Wood at Sydney
University, 1891-1928”, in: Macintyre and Thomas,The Discovery of
Australia, pp.13-14. [17] bid., pp.18-19. [18] Don Garden,
“Historical Societies”, in: Davision et al.,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p.321. [19] G. A. Wood, “Convicts”,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ustralian Historical Society, 8:4, 1922, p.187,p.190,p.197.
[20] Macintyre,“The Making of a School”,p.3,pp.9-12. [21] Brian
Fletcher,“Australian History”,in: Barbara Caine et al.,History at
Sydney: Centenary Relections 1891-1991, Canberra, 1992, p.162. [22]
Macintyre, “The Making of a School”,p.7. [23] R. M. Crawford, The
Study of History: a synoptic View, Melbourne, 1939; Robert Dare, “Max
Crawford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in: Macintyre and Thomas ,The
Discovery of Australia, pp.188-190. [24] R. M. Crawford ,Ourselves
and the Pacific, Melbourne, 1941, p.vi,p.221. [25] R. M. Crawford,
Australia,London, 1952, p.166. [26] Ibid., p.145,p.148. [27]
Ibid., p.153. [28] Ibid., p.154. [29] The Anzac Book, London, 1916;
C. E. W. Bean, Official History of Australian in the War of 1914-1918,
Sydney, 1921-1942; 关于比恩的神话性倾向,参见 Martin Ball,“Re-reading
Bean’s Last Paragraph”,in: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122, 2003.
[30] Crawford, Australia, p.155. [31] Gregory Melleuish, Cultural
Liberalism in Australia,Melbourne, 1995, pp. 118-120. [32] W. K.
Hancock, Australia, London, 1930, p.vii. [33] Ibid., p.68. [34]
Ibid., p.74. [35] Ibid., p.69. [36] Ibid., p.77. [37] Ibid., p.80.
[38] Ipid., p.33. [39] Ipid., p.82. [40] Edward Shann, An Economic
of Australia, Cambridge, 1930. [41] Hancock, Australia, p.83,p.89.
[42] Ibid., p.89,p.102. [43] Ibid., pp.127-128,p.140. [44]
Melleuish, Cultural Liberalism in Australia, p.122. [45] Tim Rowse,
Australian Liberalism and National Character, Melbourne, 1978, p. 89.
[46] Ibid., pp.80-81. [47] Melleuish, Cultural Liberalism in
Australia, pp.123-126. [48] Hancock, Australia, p.67. [49] Stuart
Macintyre, “‘Full of Hits and Misses’:a Reappraisal of Hancock’s
Australia”,in: D. A. Low,Keith Hancock: the Legacies of an Historian,
Melbourne, 2001, pp.36-38. [50] Melleuish, Cultural Liberalism in
Australia, p.117. [51] Vance Palmer, The Legend of the Nineties,
Cambridge, 1954, p.52,p.172. [52] Stuart Macintyre,“Old Left”,in:
Davison et al.,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p.482. [53]
Brian Fitz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 Sydney,
1939;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Labor Movement, Melbourne, 1940;
The British Empire in Australia, 1834-1939, Melbourne, 1941; The
Australian People, 1788-1945,Melbourne,
1946.关于费茨帕特里克以及澳大利亚劳工史的发展,可参见 Stephen Garton,
“What Have We Done? Labour History,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in: Terry Irving,Challenges to Labour History, Melbour, 1956,
pp.42-62. [54] 他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著名冷血杀手——译注。 [55] Brian
Fitzpatrick, 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Melbourne, 1956, p.28,p.209.
[56] Robin Gollan, Revolutionaries and Reformistes, Sydney, 1975,
pp.190-191. [57] Robin Gollan, Radical and Working Class Politics,
Melbourne, 1960, p.196. [58] Manning Clark, The Quest for Grace,
Melbourne, 1990, pp.176-177. [59] Manning Clark,“Rewriting Australian
History”, in: Manning Clark, Occasional Writing and Speeches, Melbourne,
1980, pp.14-15. [60] Ibid., p.4. [61] Crawford et al.,Making
History, pp.57-58,p.61. [62] C. M. H. Clark, Select Documents in
Australian History, Vol.1, 1788-1850, Sydney, 1950; Vol. 2, 1851-1900,
Sydney, 1955. [63]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译注。 [64]
Clark,“Rewriting Australian History”,pp.18-19. [65] Ibid., p.7.
[66] Ibid., p.4. [67] Ibid., p.10.参见 Marian Quartly, “Convict
History”, in: Davision et al.,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p.154. [68] Ibid., pp.15-17,p.19. [69] Peter Coleman,
“Introduction: the New Australia”,in: Peter Coleman,Australian
Civilisation, Melbourne, 1962, p.6. [70] C. M. H. Clark, A History of
Australia, Vol.1,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Age of Macquarie,
Melbourne, 1962. [71] Russel Ward, The Australian Legend, Melbourne,

一、最初的民族主义与前现代时期欧洲关于民族的叙述

  1. [72] Ken Inglis,“Mateship”,in: Davision et al.,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p.420. [73] Ward, The Australian
    Legend, p.13. [74] Humphrey McQueen, A New Britannia, Melbourne, 1970,
    p.42, p.51, p.220, pp. 233-236. [75] Rowse, Australian Liberalism
    and National Character; R. W. Connell and T. H. Irving, Class Structure
    in Australian History, Melbourne, 1980. [76] Miriam Dixson, The Real
    Matilda, Melbourne, 1976, p.12,p.24. [77] Ibid., p.230,p.233. [78]
    Richard White, Inventing Australia, Sydney, 1981, p.103. [79] Ibid.,
    p.viii;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1983. [80]
    White, Inventing Australia, p.157,pp. 169-170. [81] Ibid., p.171.
    [82] Miriam Dixson, The Imaginary Australian, Sydney, 1999,
    p.2-3,p.6. [83] Ibid., pp.56-62. [84] Linzi Murrie, “The Australian
    Legend and Australian Men”,in: Richard Nile ,The Australian Legend and
    Its Discontents, St Lucia, 2000, p.90. [85] Ibid., pp.91-92. [86]
    Marilyn Lake, “Feminists Creating Citizens”,in:Wayne Hudson and
    Geoffrey Bolton ,Creating Australia,,Sydney,1997. [87] Marilyn
    Lake, “Mission Impossible: How Men Gave Birth to the Australian
    Nation-Nationalism, Gender and Other Seminal Acts”,in: Gender &
    History, 4:3, 1992. [88]
    该判例出现在1907年,哈维斯特公司是被告,法官要求该公司支付最低工资,该判例一直影响了澳大利亚社会近80年之久——译注。
    [89] Marilyn Lake, “On Being a White Man, Australia, circa 1990”, in:
    Hsu-Ming Teo and Richard White,Cultural History in Australia, Sydney,
    2003, p.109. [90] Dixson, The Imaginary Australian, p.59;Patricia
    Grimshaw, Marilyn Lake, Ann McGrath and Marian Quartly ,Creating a
    Nation, Melbourne, 1996. [91] Marilyn Lake, “White Man’s Country,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a National Project”, in: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122, 2003, p.354,p.360. [92] Anne Curthoys,“We’ve
    Just Started Making National Histories, and You Want Us to Stop
    Already?”,in: Antoinette Burton,After the Imperial Turn: Thinking With
    and Through the Nation, Durham, 2003, pp.85-86. [93] Alan Atkinson,
    The Europeans in Australia, 2 vols, Oxford, 1997; 也可参见 Alan
    Atkinson, The Commonwealth of Speech: an Argument about Australi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elbourne, 2002. [94] Dale Blair, Dinkum
    Diggers, Melbourne, 2001, pp.192-193. [95] 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in: Peter Burke,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1991. [96] Greg Dening, The Death of William Gooch,
    Melbourne, 1995, p.157. [97] Stuart Macintyre and Anna Clark, The
    History Wars, Melbourne, 2004, 242; 也可参见 pp.123-125. [98] Peter
    Craven, “The Ryan Affair”,and J. S. Ryan,“A History of Australia as
    Epic”,in: Cal Bridge ,Manning Clark: Essays on his Place in History,
    Melbourne, 1994. [99] Mark Ryan ,Advancing Australia:the Speeches of
    Paul Keating, Prime Minister, Sydney, 1995, p.279,p.285,p.287. [100]
    Ryan, Advancing Australia, p.227,p.232; Don Watson, Recollections of a
    Bleeding Heart: a Portrait of Paul Keating PM, Sydney, 2002, pp.288-291.
    [101] C. D. Rowley, The Destruction of Aboriginal Society, Canberra,
    1970; W. E. H. Stanner, After the Dreaming, Sydney, 1969. [102] Henry
    Reynolds,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Melbourne, 1981; The Law of
    the Land, Melbourne, 1987. [103] Bain Attwood, “The Past as Future:
    Aborigines, Australia and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in: Bain
    Attwood,In the Age of Mabo, Sydney, 1996, pp. xxxvii-xxxviii. [104]
    Geoffrey Blainey, “Drawing Up a Balance Sheet of Our History”, in:
    Quadrant, July-August, 1993, p. 10. [105] Geoffrey Blainey, The Rush
    That Never Ended, Melbourne, 1964; The Tyranny of Distance, Melbourne,
  2. [106] Geoffrey Blainey, The Triumph of the Nomads, Melbourne,
  3. [107] Geoffrey Blainey, The Blainey View, Melbourne, 1982.
    [108] Macintyre and Clark, The History Wars, 第5章; Deborat Gare et
    al., The Fuss That Never Ended, Melbourne, 2003. [109] Graeme
    Davis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Australian History, Sydney, 2000,
    pp.16-17; Dixson, The Imaginary Australian, p.13; Gare, The Fuss That
    Never Ended, pp.104-105; Macintyre and Clark, The History Wars,
    pp.128-132. [110] Keit Windschuttle, The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 Vol.1, Van Diemen’s Land, 1803-1847, Sydney, 2002, p.2. [111]
    Keith Windschuttle,“The Myths of Frontier Massacres in Australian
    History, Part II: the Fabrication of the Aboriginal Death Toll”,in:
    Quadrant, November, 2000. [112] Keith Windschuttle, The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 p. 402. [113] Henry Reynolds, “Terra Nullius
    Reborn”, in: Robert Manne , Whitewash: On Keith Windschuttle’s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 Melbourne, 2003, p.115,p.135;
    也可参见 Macintyre and Clark, The History Wars, pp.161-170. [114] 由
    Keith Windschuttle 向作者提供,2004年9月13日。 [115] Anne Curthoys,
    “Aborginal History”,in: Davision,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p. 5.

早在19世纪之前,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便已开始。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欧洲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一些作者已经编纂了有关“natio”和“nationes”①的书。例如,12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约1080/1095—1143年)②在其著作《不列颠诸王史》(Deeds of the
Kings of the
English)中,便传递了有关一个民族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清晰观念,这个民族便是“英格兰”。威廉明确界定了一种文明化进程。他的著作称赞英国人在诺曼人的影响下成为文明人,并为教化那些野蛮人(即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组建了一支独特的英国传教团。威廉历史中的核心主题是文明化的进程。迟至18世纪,这一主题才被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所继承。休谟高度赞赏威廉的著作,并接受他的亲法倾向及其对进步和文明化的信仰——实际上,这些都是欧洲整个18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核心主题。③不过,早在18世纪前,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却已经带着一种仇恨,拾起了关于民族的话题。④遍布欧洲的人文主义学者们面向各自所谓“民族”的统一体,创造了一大堆共同记忆、价值观、象征物和神话。即便在意大利或德意志这些并无民族存在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有关地理、领土和历史的观念都同民族归属感联系起来。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通常是一些僧侣,而人文主义者却是生活在城市、接受过大学的学术训练、并以四海为家的精英。他们接受君主和国家机构的直接资助,围绕其主人们的建国目标,倾向于建构自己的民族叙述。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年,1493—1519年在位)的宫廷中,值得人们关注。15世纪末,印刷术的发明是颇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它使得民族讨论更易传播,并且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⑤欧洲的公共领域开始出现在人们讨论民族观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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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文主义者通常都是古典学者,所以他们总是回溯到古典文献,去寻找各自民族的特征。这方面一个经典的例证是,15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塔西佗在公元1世纪末描写日耳曼部落的著作。⑥他们利用此书来证明,相对于那些尚未接受罗马善意的文明化影响的野蛮人而言,只有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意大利祖先才拥有文化和文明。然而,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如雅各布·温菲林(Jakob
Wimpfeling,1450—1528年)、康拉德·塞尔替斯(Conrad
Celtis,1459—1508年)和乌尔利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年),却用完全相反的结论来回应意大利的同行们。他们认为,该书列举了一连串日耳曼勇士们的美德,即诚实、开放、正直、热爱自由、道德纯洁。因此,日耳曼民族是在正面的意义上被用来同堕落、颓废、软弱的罗马人相比较。人文主义者并不仅仅关注界定民族特征一事,他们还致力于追溯民族的起源,并强调各自民族的永存性。正因如此,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们指出,日耳曼人的祖先是“Tuisco”,他是《圣经》中诺亚的合法长子。民族英雄极为重要,因此他们把所有的民族美德作为象征,并用这种民族“本质特征”来抵制外来威胁。有时,欧洲的民族叙述会共享一些民族英雄,例如查理曼(Charlemagne,约742—814年)⑦便同时出现在法兰西和德意志的民族叙述中。不过,更多的情况则是,民族英雄拥有着清晰无误的民族特征。人文主义者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民族界定为不同于其他民族、尤其是不同于邻国民族,后者时常被视为相对于“自己”民族的重要“他者”。因此,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倾向于批判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过度文明、腐败和骄傲自大。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促成了懒惰,并导致衰落——这些是德国人文主义者有关法国或意大利的叙述中时常受到嘲讽的特征。正因如此,有关民族的敌人观念早已在16世纪发展完善。⑧16世纪的宗教改革或许建立在人文主义关于民族的讨论基础之上。中世纪的译介理论赋予教皇权力以合法性。欧洲北部、中部和西部各国的基督教僧侣及先驱们,都把基督教民族这一观念作为一种反普世主义的对立概念,来对抗教皇,并把民族历史建构为同罗马分离、并反对罗马。民族叙述成为了一种有用的工具。藉此,人们击败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好战的普世主义,并合法地建立起基督教民族。正因如此,对于欧洲许多基督教民族而言,宗教改革拥有着奠基般的重要性。⑨

正如我们可以从上述简短的回顾中看到的那样,民族归属感与认同的不少比喻作为民族历史极为重要的因素,都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但是,笔者仍然希望强调的是,最为重要的变化出现在18世纪后半叶。现代民族从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民族。因此,现代民族历史当然也拥有着完全迥异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民族历史的性质与功能。只有在欧洲“鞍型期”(Sattelzeit,1750—1850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对于本民族的忠诚感才成为使国家合法化的、最为重要的手段。⑩只有到那个时刻,民族才取代、并混合了宗教、王朝观和封建主义,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中,提供了关键的黏合剂。在1750年前,民族和民族历史还未曾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民族历史编纂中所发生的这些质变。

二、民族历史编纂与欧洲现代性的来临,1750—1850年

18世纪后半叶标志着一种把历史视作科学的新理解拉开帷幕。这种新理解已经被海寇·菲尔德纳(Heiko
Feldner)形容为“科学性”。随着历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被制度化和职业化后,这种对于历史的新的、科学性的自我理解也散布开来。在大学里,历史学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一门重要的研究学科。人们开展历史研究,成立历史学会,研究院出现——历史学通常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一些机构是在皇家资助下成立,例如许多国家中的皇家研究院。一些机构则由贵族建立,例如匈牙利的大公基金会。其他机构,例如欧洲城市中心里出现的许多学者社团,则拥有着中产阶级的资助者。此外,如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University
of
Aberystwyth)甚至还接受了重要的工人阶级资助金——不过,在这一特殊例子中,南威尔士矿主们的铜板在提高该校所收到的主要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欧洲,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的中心已经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

德意志领土上的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通常被视作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产生有关历史学新认知的学校。文献学与史料考证成为历史学家最为重要的工具,以便截然区分“神话”与“事实”。在历史研讨班上,教授和大学生共同挖掘历史遗留物,并通过研究,在一种科学的基础之上,扩展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在19世纪,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把这种对于历史编纂的新理解进行了总结,使之成为象征。整个欧洲的历史学家们都涌向德国,以便成为一位德国大师的学徒,从他那里获得这种历史技艺的工具。历史编纂的制度化与职业化,在围绕兰克形象的欧洲崇拜中,找到了如此强烈的表现方式,它导致了人们对业余和职业、文学和史学、或者更为重要的“神话”和“历史”之间做出了断然的区分。这种“科学性”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完成重要的类型建构,并把历史学家塑造为过去历史中“真实发生”之事的权威性发言人。

正是这种权威性,让19世纪的历史学家如同建国者那样引人注目。其他同样宣称“科学性”的相关学科,与历史学相互关联,提出各种支持民族动机的言论。地理学、考古学、制图学、钱币学和谱系学轻而易举地占据人们的头脑,并很快成为形塑民族宏大叙述学科列表上的详尽对象。有争议的问题是,那种全欧洲最为成功的民族历史把各种科学性学科的发现联结起来,并给出一份对民族特征的详尽描述。例如地理学,瑞士、英国和俄国的民族叙述都受到下列界定的深刻影响:瑞士民族是被阿尔卑斯山所塑造的,英格兰民族是被海洋所决定的,俄罗斯民族是被俄罗斯帝国的广袤疆域——东抵太平洋,西至欧洲的中东部,北接北极圈,南临亚洲次大陆——所锻造。

不过,在18世纪后半叶,当新的“科学”范式刚出现时,正好也是启蒙史学达到巅峰之时。启蒙史学强调普遍类型,例如进步和自由。这便意味着,它的实践者们通常对民族特性毫无兴趣。相反,他们试图在历史中建立普遍性的人类法则和人类特征。这种观念引导不少历史学家用跨民族的历史形式来撰写历史。即便他们写到一个特殊民族的历史时,他们也通常努力去强调这种特殊民族历史中的普遍法则。不过,在根据启蒙普世主义来进行的历史编纂和根据此后浪漫民族主义决定下的历史编纂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截了当的一分为二。事实上,伏尔泰、孟德斯鸠和休谟都显示出他们对民族特征及民族之间差异的兴趣。哥廷根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SchlK5X905.jpgzer,1735—1809年)便是对民族特性与普遍法则都感兴趣的好例证。施勒策尔的全部生命和作品都集中表现在:尽管他也曾撰写过民族历史,但狭隘的民族视角对他而言几乎毫不重要。他首先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完成学业,然后成为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俄国史教授。1768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获得了历史学的教席。在这里,他不仅产生了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和俄国史的兴趣,而且还出现了对于广阔世界中的各民族的普遍兴趣。他的普遍历史观逐步发展,并对历史哲学中的普遍观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789年法国大革命连同《人权宣言》,象征着在被启蒙运动所欢迎的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社会的努力达到顶峰,但它同时也标志着历史研究的转折。当法国人把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在18世纪90年代的革命战争和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中对外输出时,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民族历史却成为它们的一种重要工具,以保卫本国的特性,抵制法国的普世激情和帝国扩张主义。民族历史成为一种针对启蒙普世主义的回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的民族历史观散布到整个欧洲,并让赫尔德成为民族历史编纂中另一位重要的欧洲形象。在赫尔德看来,任何人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诗歌和语言才是民族精神与本质的最佳表达方式。他仍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的影响,并不抱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宣扬一种真正的民族多元主义,即所有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观。赫尔德是一位反对殖民主义、抗议欧洲帝国的民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的杰出学者。他的民族观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统一体。但是,他对于民族文化源头的关注,却为所有后来的民族主义者打开了大门。后者更醉心于找到证据,来证明他们各自的独特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古老,因此更有价值。其他民族则被划分为“附属性的”或“二手性的”。

赫尔德向中欧、中东欧和东欧的所有那些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种群发出了号召。在整个19世纪,他们都醉心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他启迪了各种形式的民族复兴活动。这些活动是由语言学家、诗人、民谣和神话的收集者,以及历史学家所发起的。在赫尔德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建立起一整套证据库,来维护民族的特性。他们引用了语言学家的著作,强调语言扮演着普遍历史起源的指示灯角色,并时常将之回溯到中世纪。他们指出了不同的文学传统,以抬高各自民族的成就。他们时常强调民族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不止一个民族在回忆起各自对宗教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时,被宣布为“神圣的”。上帝时常被卷入其中,成为锻造民族特征、或散播原初民族种子的始作俑者。整个欧洲的民族故事成为“黄金年代”、“失去家园”和“民族复兴”的系列剧。民族史诗,如芬兰的《卡勒瓦拉》,被重新发掘,以建构神话般的“黄金年代”,并证明这个民族及其雄心壮志的永恒性。假如缺少坚实的证据,历史学家也不反对去创造史料。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整个史诗都是为了强化本民族的可信性。创造苏格兰诗人莪相,瓦克拉夫·汉卡(Vàclav
Hanka,1791—1861年)伪造王后宫(KK5X905.jpgniginhof)与绿堡的手稿——这些都是此类“创造传统”的重要例证。

历史学家们刻画出本民族的美德,并以这些美德来抵制其他民族所谓的道德堕落。浪漫式的民族历史并非只是中东欧的时髦之举,它在比利时也有着很好的记录。人们在针对其他民族的情况下来界定本民族,尤其是针对邻近的民族。同样,民族在建构过程中,也针对那些所谓的内部敌人。在不同的欧洲民族历史中,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经常出现。他们被视作侵蚀内部统一、妨碍民族精神一致性。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匈牙利的民族历史学家格于拉·蔡克夫(Gyula
Szekfü,1883—1955年)——尤其把犹太人与欧洲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影响联系起来。相反,君主与王朝却被称颂为融合与统一的象征。当然,君主并非是唯一的民族英雄。建国者,如俾斯麦或加里波第;民族的拯救者,如威廉·华莱士和丘吉尔;民族的改革家,如彼得大帝和冯·施泰因男爵;军事领袖,如毛奇、戴高乐或古斯塔夫·瓦萨;文化偶像,如莎士比亚、席勒、塞万提斯、莫里哀或但丁;伟大的宗教领袖,如扬·胡斯和马丁·路德。所有这些人都进入到民族历史编纂的先贤祠中,拥有了“伟人”的头衔。

在整个欧洲,民族历史总是高度性别化的事务。正因如此,例如描述民族敌人一般采取了女性化的形式,而唤醒民族意识时,则总是同男性力量与男子气概联系起来。不过,历史学家也时常把本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或强迫的时期称之为本民族受到“强奸”的时期,以此把敌对民族视作男性强奸犯。民族圣徒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尽管大多数民族的积极代表和英雄都是男性,不过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如法国的玛丽安娜和圣女贞德(Joan
of Arc,约1412—1431年)、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1717—1780年)和普鲁士的路易斯王后(Queen
Luise,1776—1810年)。在捷克的民族历史中,古代捷克历史中的女性自由是同德意志女性受到所谓压迫的历史形成对比的——这是一种叙述的策略,以强调捷克民族拥有更多的民主倾向。不过,整体而言,战争与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那种紧密关联,使得妇女一般被排除在民族故事情节之外,而男性公民—战士及其英雄主义总是占据着中心舞台。女性偶尔也会以战士的身份出现。正因如此,当波兰女性在1831年武装起来,抵抗沙皇俄国时,她们在民族历史中也确保了一种突出的地位。神话般的波阿狄西亚可以被描述为抵御罗曼入侵者以为英格兰特性而战斗。阿勒祖巴洛特(Aljubarrota)的女面包烘焙师为1385年阿勒祖巴洛特战役中葡萄牙人战胜卡斯提尔军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在绝大多数葡萄牙民族历史中一再提到的小事件。不过,在更为普遍的情况下,女性战士并不符合19世纪历史叙述的性别秩序,因而通常是在这些叙述之外记载下来的,例如德意志的“童贞之剑”(sword
virgins),她们便是在19世纪前10年的自由之战中,在其男性战友一旁共同战斗的。相反,女性一般被呈现为反英雄的形象。正因如此,波兰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莱勒维尔(Joachim
Lelewel,1786—1861年)便把波兰国王的外籍妻子们都描述为所有邪恶外国习俗的来源,而且这些外国习俗正在侵蚀波兰的民族文化。同样,许多西班牙民族叙述都把一位妇女佛罗琳达(Florinda
‘La
Cava’)斥责为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故事中的主要罪人。大多数民族历史都集中描述本民族为一个大家庭,其中男性和女性的美德被综合起来,产生了极好的和谐与统一。因此,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总是彼此相互显现。把沙皇塑造为所有俄国人的父亲形象,总是同“俄罗斯母亲”的祈祷同步发展的。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h
II.,1712—1786年)随普鲁士的路易斯王后一起出现,成为德意志民族美德的主要象征。女性在民族历史中的形象,或者作为王后、圣女、如神话般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或者作为那些把自己献身给民族的人,或者作为母亲模板和当代女性的角色参照。女性反映了民族中融入性的、沟通性的、友好性的、防御性的和平凡性的一面。在民族的另一面,则是在危机时刻保卫民族的战士和政治家。特别是当历史学家试图把民族神圣化时,女性总是扮演着一种为民族动机而献身的重要角色。

这样一种民族叙述的性别化方式,既流行于俄国的民族历史中,也出现在英国的民族历史中,既可以在挪威的民族叙述中找到,也可以在其希腊同行那里发现。不过,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欧洲的“民族主义区域”是否转换为“民族历史编纂的区域”?西欧的民族主义特征是否在本质上迥异于中欧和东欧的民族主义?大部分关于民族主义的新研究都对这种假设提出了质疑。同样,在搭建民族故事情节的框架时,重要的问题是:民族国家是否可以按照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来进行建构?或者它们是否只是一些未来方案?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历史学家们或许可以把他们的历史建立在未曾中断的国家地位的传统之上。1815年后,西欧的疆界几乎不再发生变动。因此,西欧民族历史比东欧民族历史更少关注疆界重叠。当然,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对西班牙的小飞地奥利文萨(OlivenK5X924.jpga)还存在着冲突,中欧的疆界冲突也没有消失,特别是德国在石勒苏伊格(Schleswig)问题上同丹麦有冲突,在阿尔萨斯问题上与法国存在斗争。不过,这些情况却无法与中欧和东欧的局势同日而语。在那里,疆界冲突和民族历史中的重叠,时常成为民族叙述建构中的核心因素。那里的一座城市可能不仅拥有一些不同的名字,而且还可能属于不同的民族叙述,例如奥地利的莱贝格就是波兰的利沃夫和乌克兰的利沃夫,更不用说这个城市的犹太名字和亚美尼亚名字了。在中欧和东欧,多民族的帝国控制着19世纪的版图。不占统治地位的种群提出了多元视角,努力去建构本民族的故事情节。他们经常向西欧社会模仿成功的民族建构。在中东欧和东欧,西方文化的特征试图接受和适应一连串西方观念,并践履民族建构。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即认为东方已经在关键领域中超越西方的发展这样一种想法——也可能得到运用。其中最为出名的例证或许表现在罗马尼亚的民族叙述中。它捍卫这种想法,以抵制对自己落后和失败的指控。

在民族历史极难建构、并受到更多挑战的地方,民族历史通常会在夯实民族身份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相反,假如民族故事情节的基本要素达成统一立场,那么民族历史所发挥的作用会更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历史及其民族的成功建构,是基于宪法改革、个人自由与温和帝国主义的支柱之上。它可以作为一种成功例证。然而,即便在英国,一致性的民族历史之建构或许也未能消除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所有裂痕,如爱尔兰便开始挑战这种民族故事情节,首先建构起他们在抵抗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民族历史。在19世纪的多元民族国家中,那些比英国还要虚弱的国家,更容易碰到民族叙述遭到挑战的情况,如西班牙便受到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巴斯克地区的挑战。

中欧和东欧的帝国比西欧的民族国家更为明显地追求维持多元性的民族历史。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在1806年分崩离析。尽管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德意志土地上仍然在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奋斗,但历史学家已经为建构民族性的故事情节做出了许多努力。随着1871年德意志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历史编纂学中的普鲁士学派很快崛起,占据着统治地位。该学派假设,普鲁士的使命正是统一德国。1861年3月,哈布斯堡帝国阻止意大利成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努力徒劳无益地付之东流。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族准备赋予匈牙利人在帝国境内的一种半自治地位,又唤醒了其他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发现这样一种事实,即他们受到了歧视。在面对帝国时,很少有民族历史学家像捷克历史学家帕拉茨基(FrantiK5X901.jpgek
PalackK5X925.jpg,1798—1876年)那样,如此显著地标注出民族要求。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帝国不得不苦于应付疆界内部民族主义的各种激情。当然,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波兰人很快提出了足以挑战1795年分割波兰的民族叙述,并朝着复活独立波兰的方向前进。此外,在19世纪,乌克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也出现了自主性的民族叙述。哈布斯堡家族试图在维持帝国的前提下,把各种不同的民族特性融合起来。与此相反,罗曼诺夫家族却用更为强化的俄罗斯化,来应对上述边疆民族主义的兴盛。历史学家施以援手,去证明帝国领土归属于俄罗斯人的原因。在奥斯曼帝国,希腊人通过斗争,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对于整个东南欧、东欧和中东欧而言,此举被证明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这些民族斗争一一发展起来,并建立了本民族的叙述逻辑,以寻求突出民族独创性与可靠性的要求。哈布斯堡帝国、罗曼诺夫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历史学家们都痛苦不堪地抱怨,帝国就像欧洲的“民族监狱”。在这些地方,民族历史的重点在于帝国权力所造成的压迫和痛苦。

澳门新葡新京娱乐场,但是,从整体上看,作为民族国家的辩护者和倡导者的民族历史学家,并没有占据这一职业的主导地位。对这种日益兴盛的、着迷于民族历史编纂的,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包括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1834—1902年)。他是1895年后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座教授。他赞赏用帝国来抵制民族,尤其把哈布斯堡帝国赞誉为中东欧和平与稳定的维护者。19世纪卢塞恩的历史学家奥图希·考普(Eutych
Kopp)曾认为,瑞士民族历史中的关键要素都是一些纯粹的虚构。为此,他立即被谴责为一名投靠奥地利的卖国贼。这样一些批判性的声音无法阻止民族历史编纂在19世纪的高歌挺进。在大约一个世纪里,从1850年到1950年,这是欧洲历史编纂的主导形式。

三、民族历史编纂的制高点,1850—1950年

当这种民族历史编纂的浪漫模式继续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直至那个世纪末时,随着历史编纂职业化和机制化的进程日益加速,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抵制浪漫主义的实证主义回潮。现在,历史学家们更为强调史料考证,并致力于揭露被浪漫派历史编纂学所散布的整个“历史神话”。例如在中东欧,约瑟夫·佩卡尔(Josef
PekaK5X926.jpg,1870—1937年)开始驳斥帕拉茨基的观点,反对把胡斯主义视作捷克现代民主的支柱。在波兰,米歇尔·鲍布瑞钦斯基(Michal
BobrzyK5X927.jpgski,1849—1935年)也反对莱勒维尔对“贵族民主”的欢呼。不过,仍然保留下来、一成不变的想法是:历史是一面镜子,民族藉此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历史学家便是举着这面镜子的人。但是,这面镜子并不是白雪公主童话中的那面镜子。尽管历史学家竭力维护,但它并不同“真理”结合在一起。因此,每一个举着镜子的人都在里面看到了自己已经建构起来的成果。这便意味着,那些对民族历史感兴趣的人从未拥有过一面镜子,而是拥有了数面镜子,亦即相互竞争的叙述。而且每一位举着镜子的人都声称,他的那面镜子才是唯一的真正的物品。

历史学家继续把自己视做本民族的教育者。德国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年)、罗马尼亚的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1871—1940年)或希腊的康斯坦丁·帕帕里戈普洛斯(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1815—1891年),都忙于为民族国家建构框架,并论证它的合法性。民族历史学家并没有在同一时刻出现在所有地方。尤其在东欧,绝大部分民族历史著作出现得相对较晚。例如,第一位重要的乌克兰民族历史学家米哈伊罗·胡舍夫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1866—1934年)在1894—1934年间完成了10卷本的《乌克兰—罗斯历史》(History
of
Ukraine-Rus)。在爱沙尼亚,一种民族性的宏大叙述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开始构建。1919年,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建立,随后汉斯·克鲁斯(Hans
Kruus,1891—1976年)的著作变得重要。这一点与立陶宛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像特奥道尔·纳布塔斯(Teodor
Narbutas,1784—1864年)或其同时代人西蒙斯·道康塔斯(Simonas
Daukantas,1793—1864年)这样的业余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已建立起一种民族性的宏大叙述。这种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年]语)呼吁人们对整个欧洲内外的民族历史编纂进行历时性和同时性的比较研究。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历史学家充当本民族的发言人,那么他们总是强调本民族的统一性,而且还经常指出本民族之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性。随着19世纪的发展,赫尔德民族观念中的世界主义萌芽已经被快速遗忘了。虽然历史学家们在其职业内部被越来越细化,但到19世纪末,他们又被快速欧洲化。大多数接受过大学训练的历史学家相信,学术是客观的、科学的。他们还论辩性地指出,学术应该没有国界。例如,世界历史学大学的开端便可以追溯到1898年。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这样一种国际主义情感却很难得到维系和坚持。当时,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历史学家是如何把自己奉献给各自国家的。特别是在1918年后,军事上的复员并没有带来文化复兴,以至于历史学不再像以往那样,为当下的民族收益而去制定政策、划定疆界、利用过去。在这段民族历史编纂的高潮期,热烈的民族主义和跨民族职业网络的要求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却没有可能找到缓解之道。

假如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很难把一种跨民族的自我理解同民族要求结合起来,那么他们当然会奋力维护民族宏大叙述的统一性,并排斥其他对民族历史或民族特征的解释。尤其是宗教和阶级的叙述不断地威胁到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故事情节的一致性。它们必须融入到民族宏大叙述中——这种任务常常会产生摩擦和历史争议。假如我们首先来看宗教问题,便会发现,在大多数的中欧、西欧和北欧中,历史学家绝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徒,很少有例外。即便他们并非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在他们的历史编纂学中,一种“文化性的基督教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天主教则经常被视作一种落后的、迷信的、而且是妨碍进步的反民族力量。这种反天主教的基督教民族历史编纂学还由于19世纪许多民族历史学家的自由倾向而再次得到加强。欧洲天主教的一些地区曾直接同压制民族雄心有联系。正因如此,在哈布斯堡帝国,天主教被广泛地同德意志人支持帝国的情感联系起来,而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马扎尔人的民族情感则通过他们对胡斯教义、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信仰,以宗教术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英国,天主教被具体化为“外国的”——基督教的不列颠帝国趾高气扬地面对着欧洲大陆上的天主教影响。芬兰历史学家潘蒂·瑞瓦尔(Pentti
Renvall,1907—1974年)直截了当地把天主教形容为不容于北欧思想的外来物。这些把基督教视作民族认同的一种关键因素的叙述,时常把基督教地区同政治性民族的演化联系起来。英国立宪主义、瑞士共和主义和德意志立宪主义的建构,都深深地依赖于对于基督教义的理解。尽管个别天主教徒,如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和德国的弗朗茨·施纳贝尔(Franz
Schnabel,1887—1966年)有可能成为职业性历史学中受人尊重的学者,但天主教叙述被有意地排斥在外,并被时常视作一种畸形。在信仰多元化的国家里,例如德国、瑞士或斯洛伐克,基督教的故事情节通常会占据职业性历史学的统治地位。

不过,各种信仰共同体勾勒出他们各自的民族叙述,以至于常常强化了泾渭分明的宗教氛围。例如在德国与荷兰,民族叙述便根据不同的信仰教派而得以构建。相反,在法国,主要的分界线出现在世俗叙述和天主教叙述之间。在信仰同质的国家中,情况都是如此。在路德宗的瑞典和天主教的西班牙,分界线同样出现在世俗性的民族叙述与宗教性的民族叙述之间。在民族和宗教之间几乎不存在张力的一些国家,如那些单一信仰的国家,宗教已经在民族叙述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也可想而知。相反,在东欧,宗教可能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异见者角色,例如在东正教的俄国、东仪天主教的乌克兰和罗马天主教的波兰。当然,信仰观可能在民族对抗变得重要起来,敌视的民族宣称皈依另一种信仰。不过,正如波兰与立陶宛都是天主教国家,普鲁士/德国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都是基督教国家那样,民族对抗不得不同信仰差异之外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

宗教和民族主义构成了强大的联盟,但它们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矛盾。民族主义时常被视作世俗性太平盛世的一种形式,即让政治取代了宗教,成为救世的关键因素。同时,宗教有时也被视作挑战民族所要求获得的绝对忠诚感的强大敌人。从许多方面来看,19世纪的帝国要比民族国家更容易找到同各种宗教共存的方法。随着现代世俗教育的发展和科学国度的崛起,宗教信条和民族或许已经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过,与此同时,仍然出现了不少将两者联合起来的尝试。宗教继续成为民族命运和认同的塑造者,而所有世界性宗教的普遍渴望常常带着民族的雄心壮志,显得步履艰难。因此,并非偶然的情况是:在19世纪的意大利,新教皇党(Neo-Guelphs)未能围绕着教皇执委而创建一个意大利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欧洲民族专门用宗教来界定自己。毫不奇怪的是,一位法国人埃尔奈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在其对于民族的经典界定中,便强调指出,宗教并非是建立现代民族特性的一种充足基础。不过,在许多民族共同体中,在那些渴望成为统一体的人们中间,宗教毫无疑问仍然属于最有力量的黏合剂之一。也正因如此,宗教被广泛地加以利用,以增强民族故事情节的基础。

在19世纪的法国历史编纂学与德国历史编纂学中,宗教信仰产生了持久性的影响。历史学家们经常性地把自己的工作视作追踪和记录上帝在历史中的行为。历史中的伟大个人则被描述为一种更高意愿的代理者。19世纪的许多德国历史学家还研究神学,而且来自于牧师家庭。在他们的编纂中,宗教讨论变得民族化,而民族讨论变得神圣化。宗教为民族服务,同时也成为理解民族的一个关键因素。民族成为新的宗教。民族叙述的结构时常类似于《新约》的结构。耶稣的遭遇、死亡和复活等同于民族的解构、毁灭和最终复兴。波兰的历史学家们时常把波兰称之为“民族的基督”。这种同基督情感的比较同样很容易出现在其他历史编纂学中,如匈牙利。

在许多民族中,宗教成为民族自我理解的关键因素。东正教观念和罗马尼亚的特性事实上成为同义词。瑞典民族被建构为抵御俄国(在隐含的意义上也抵御东正教)扩张的路德宗堡垒。同样,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也在抵御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保卫了欧洲的基督教。在19世纪,丹麦时常认同一种内向省视的路德教义。帕拉茨基在描述捷克民族时,把15世纪的胡斯教义视作捷克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在波兰与立陶宛,天主教会被建构为在长久失去国家主权期间保障本民族复兴的机构。在西班牙的弗朗哥(Franco,1892—1975年)和葡萄牙的萨拉查(Salazar,1889—1970年)的统治下,天主教也成为民族叙述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民族只有通过把教会和王权融合起来的方式,才实现了使民族显得更为伟大。希腊的民族叙述把东正教描写为通往古希腊遗产的桥梁。“希腊基督教”成为欧洲文明与文化的摇篮,由此,现代希腊民族便树立了相对于所有敌手而言的更高地位。

当民族叙述在建构时,用宗教术语来界定民族使命时,宗教便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族叙述强调的是,这两个民族如何把天主教带到半个地球,它们又如何把穆斯林驱逐出欧洲。波兰、俄罗斯、哈布斯堡帝国和希腊同样把自己的民族历史描述为保卫基督教的欧洲不受异教徒。1526年抵御奥斯曼人的摩哈赤战役被描述为匈牙利的一场民族灾难,但匈牙利人为了维护基督教的欧洲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希腊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被视作巴尔干地区其他基督教民族的榜样,以便形成他们各自的、抵御欧洲伊斯兰势力的民族叙述。西班牙的再征服是一首民族复兴的史诗,欧洲人以此战胜了阿拉伯文化。

尽管宗教性的故事情节可能同样威胁到民族叙述的统一性,但它也有助于统一民族叙述。相同的矛盾也出现在民族叙述与阶级叙述的内在关联中。随着19世纪社会问题的涌现,政治家、社会改革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描写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在19世纪,关注阶级问题的历史学,通常出现在欧洲劳工运动的内部,而不在大学里。不过,劳工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主要在民族框架内描写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选择暗示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并不希望超越民族的故事情节,而是希望把它们重新组合为得以容纳阶级的故事之中。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年)关于德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1958年)有关瑞士劳工运动的历史,都是这种包罗万象式的阶级历史。他们的阶级叙述是另一种包含着不同民族认同观的民族叙述,而不是力图去克服民族认同。在不同的欧洲民族国家中,这些努力遭到来自于官方历史编纂学不同层次的抵制。直到20世纪,德国职业历史学都努力阻止阶级叙述的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1888—1967年)把埃卡特·科尔(Eckart
Kehr,1902—1933年)形容为“贵族出身的布尔什维主义者”。汉斯·罗斯菲尔斯(Hans
Rothfels,1891—1976年)则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功阻止了古斯塔夫·迈尔(Gustav
Mayer,1871—1948年)获得档案材料。这是排斥举动中最为出名的两例。与此相反,在英国,对于“这种民族”的叙述建构时常被用来减少阶级的毁灭性潜力,并围绕立宪主义、自由与个人主义这些事项,来统一民族叙述。在“这种民族”的框架下编纂民族历史,允许像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年)这样的历史学家把阶级和民族统一起来,撰写一种包容性的民族叙述。

20世纪初,阶级开始进入到学术讨论中,特别是在那些职业历史学里社会史和经济史变得更为重要的国家。不过,与此同时,阶级仍然被民族化。例如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对阶级事务和社会性问题的兴趣便在德国民族历史中找到了表达的途径。在英国,哈蒙德夫妇(John
Lawrence Hammond,1872—1949年;Barbara
Hammond,1873—1961年)、韦伯夫妇(Sidney Webb,1859—1947年;Beatrice
Webb,1858—1943年)、托尼(R. H. Tawney,1880—1962年)和柯尔(G. D. H.
Cole,1889—1959年)把阶级和社会史推向了前台,但他们仍然主要研究的是民族话题。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其他职业历史学家相比,早期年鉴学派对历史编纂的民族框架不感兴趣,而是更为积极地使用“阶级”类别,来鼓励比较性和跨民族的历史编纂。1935年成立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也公然呼吁撰写一种跨民族和比较性的阶级史。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挑战历史编纂中民族范式霸权地位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阶级范式是一种重要的工具,例如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1889—1943年)把“阶级”置于“民族”之前,来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框架。在这段民族历史编纂的经典时期,也出现过其他对于民族宏大叙述的著名批评,不过或许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年)的批评最为出名。他在《历史的辉格解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中,全力争辩道,并非英国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根据个人自由、立宪政府和宗教容忍的所谓永恒价值观,来进行评价。不过,他们极少根据自己所希望研究的方式,提出一种替代品。那些已经接受阶级而非民族作为自己历史研究的主导框架者,才提出了这样一种替代品。

不过,更为一般的情况,仍然是把“阶级”融入到“民族”中的做法。当社会史在民族历史中赢得重视后,“阶级”成为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历史向更为古老的、几乎仅仅从政治方面来建构民族的历史发起了挑战。它们试图把社会建构融入到民族历史中。但是,这种对于“阶级”和“社会”的关注绝非是放弃早期民族要求的信号。这一点反映在德国“民族史”(Volksgeschichte)的激进民族主义、年鉴学派领导者深厚的爱国主义以及韦伯夫妇对英国特性的论述之中。1917年后,苏联的历史编纂学同样未能抛弃民族框架。现存的俄国民族叙述偶尔被谴责为资产阶级。一些号召希望历史学家们用革命性的民族叙述取而代之,即抬高工人在锻造民族国家中的贡献。但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的历史编纂学接受并调整了许多俄国的民族主义故事情节——这些故事情节曾在沙皇历史编纂学中颇为出名。例如,正因如此,在斯大林的苏联,如同沙皇俄国那样,都不可能认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与斯拉夫人无关。事实上,有关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之争,已经颇为久远。从8世纪以来,亲斯拉夫派坚持俄罗斯的斯拉夫起源说,而诺曼派提出俄罗斯国家可以追溯到维京人。十分有意思的是,一些非俄罗斯人——如古斯塔夫·埃韦斯(Gustav
Ewers,1879—1930年)——站在了这场学术争论的亲斯拉夫派一边,而一些俄罗斯人——如米哈伊尔·波戈金(Mikhail
Pogodin,1800—1875年)——却站在了诺曼派的一边。但是在斯大林的俄国,国家与共产党却认可并支持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1711—1765年)关于俄国的斯拉夫根基之说。

当阶级讨论出现在19世纪时,其支持者总是宣称,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把工人阶级从民族中排斥出去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以此努力把阶级讨论与民族讨论结合起来。工人们塑造了真正的民族,因此人们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地位。正是那些醉心于“特权”者,不惜牺牲他者,自己却过着寄生般的生活,并阻碍了统一之路。这种关注统一性的核心思想把阶级叙述和民族叙述联系了起来。正如民族叙述那样,阶级叙述也沉迷于寻找民族阶级斗争的起源,创建民族化阶级斗争的一种延续性历史,这种斗争从晦暗遥远的过去一直持续到当下。这两种叙述都致力于消除部分的、“自私的”利益。但是,这种自私性在哪里呢?在许多国家,它在贵族那里。不过中产阶层也逐渐被塑造为妨碍统一的重要因素。这种讨论总是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社会阶级应该被视作民族观念的主要承载者?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这一问题的答案明显不同。在波兰,上流社会和许多历史学家——如莱勒维尔——强调的是,对于民族建构而言,15—16世纪贵族们反对绝对主义的斗争极为重要。在许多工业化的国家里,主要是英国,民族建构主要是中产阶层完成的,他们也建构起民族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其内容包括工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持续性发展。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乌克兰,自由农构成了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民族便是围绕着农民的自由观而建构起来的——这种农民自由观必须被用来抵制一种本土的、或者更为常见的“外国的”精英之侵蚀。只要阶级敌人是外国的,那么阶级斗争便会轻易变得种族化。因此,在哈布斯堡帝国里,操德语的精英经常在非德意志人的民族叙述中被刻画为主要的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一些小民族,如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颇具自我意识地倾向于把他们自己刻画为庶民般的民族,以抵制“外国”精英和拥有贵族特权的阶层。

阶级叙述的中心通常会围绕革命和革命事件而展开。革命曾经是民族的奠基时刻(法国1789年,俄国1917年),但它们同样是阶级和民族走向冲突的时刻。即便在那些并不包含自身成功革命的民族故事情节中,革命也常常会成为一个缺位的“他者”。如英国和德国的民族故事,总是首先强调革命并非是必要之举。因此,革命与阶级便被形容为立足于民族传统之外的因素。革命的叙述总是有关民主权利和自由扩展的叙述。正因如此,革命便强化了现存的不统一性和排外主义。假如革命失败,围绕在统一性缺失上的问题仍然会继续存在;假如革命胜利,重建统一的要求便会打下革命经历促成民族起源、重生、恢复活力和统一的革命神话之基础。不过,在每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发现反对革命的叙述。它提供了一幅关于革命的迥异图片。它把革命视作篡夺和摧毁民族传统之举。如此,法国共和派的叙述把1789年视作统一和力量的源泉,而天主教的叙述则谴责1789年造成了法国传统价值与标准的沦落。甚至在支持革命的叙述中,各种阶级的变体也为叙述的建构方式增添了完全不同的掩饰。只要希腊革命被呈现为一场反对土耳其人压迫的民族起义,那么这就是一段民族统一的故事。但是,当雅尼斯·考达陶斯(Yanis
Kordatos,1891—1961年)把这场革命解释为社会起义,而非民族起义时,那么这场起义所直接反对的目标便是土耳其人和本土希腊人中的压迫者。阶级便以如此重要的方式重构了民族历史。

革命自身也以显著的方式为民族叙述重新定位。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在许多方面是一种历史编纂传统的开端。这种历史编纂传统所开辟的道路造成了立宪主义的、辉格式的、进步主义的民族历史占据主导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前,这种把1688年凸显的叙述都是英国民族历史的主流。1789年标志着法国共和派叙述的起点。其特点是强烈的、普世主义的雄心壮志。据此,大革命成为一种核心的参照点。同样,在德意志领土上爆发的1848年革命,成为北德自由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民族叙述的参照点。他们抛弃了反中央集权的、英国模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中央集权主义、权力政治和现实政治。许多革命,无论成功与否,它们都产生了民族历史编纂中极为明显的流亡传统。发现自己无法置身于革命斗争之外的历史学家们,被迫流亡。在流亡地,他们继续生产可供选择的民族故事情节。这一点体现在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独裁和共产主义独裁体制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和政党都侵犯了职业历史学的自治权,并试图压制那些与通行的民族历史未能保持一致的历史学家们,让他们保持沉默,甚至对他们进行威胁。但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族历史却是由一大批流亡历史学家完成的。在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独裁统治期间,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流亡地,总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同样,1945年后,共产主义的中东欧和东欧的民族历史学家们,在冷战期间,也努力在西方发表意见。然而,这些在流亡地出现的民族历史,极少直接延续了被革命击败或由此而保持缄默的那种民族范式。在大多数例子里,流亡地出现的民族历史都以多元而复杂的方式,受到了流亡经历和流亡地所属国家历史文化的影响。正因如此,例如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汉斯·罗斯菲尔斯便受到他在美国流亡经历的影响——当然,在他的个案中,还存在着许多微妙的延续性,使之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进保守主义同1945年后的自由保守主义联系起来。

据称,阶级得以挑战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宏大叙述的潜力,在种族叙述中并不存在。在19世纪,文化和语言是民族历史浪漫式的种族化浪潮中的主要关注点。因此,种族叙述总是可以同民族叙述相互交替。到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促成了“种族”概念出现在民族历史编纂中。现在,文化优越观同种族繁育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例如中东欧的历史编纂学便不得不对付并回应德国史学,因为后者把一种所谓让东欧文明化的使命同日耳曼种族高于斯拉夫种族结合在一起。

特别是在德国和匈牙利那些国家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安排让大量本民族的成员被遗留在民族国家之外,成为其他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岁月里,一种种族化的民族历史编纂变得更为流行,而且还助长了此前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对于民族的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解释。这种历史学宣称,民族有权把具有相同种族背景的人统一起来,以此要求修改边界,并论证了战争、种族清洗和大屠杀的合法性。德国的“民族史”(Volksgeschichte)或许是这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种族化历史编纂的最为出名的例证。但它绝不是孤证。例如,若我们观察希腊,那么可以看到,在希腊,“梅加利”观念颇受欢迎。这种观念假设,前拜占庭帝国的土地都属于希腊,因此都需要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在同一领土空间内,同时建构不同的种族叙述,便会使种族性原则显现出爆炸性的特征,因为它很快便会产生如何处理“其他种族”的问题。一些地区花费更多气力去构建民族国家,并在传统上忽略少数民族,将他们排斥在民族故事之外,例如挪威、瑞典和芬兰的萨米人,丹麦的爱斯基摩人,匈牙利的罗姆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变化背景下,对于民族的民族性和种族性的界定,导致了史无前例的野蛮形式,其中包括种族大屠杀和大范围的种族清洗。这便对1945年后的数十年间整个欧洲重铸民族故事情节的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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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往后民族的民族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在1939—1945年间的战争、占领、合作与大屠杀的动荡发生后,整个欧洲的民族历史都经历了重新审视。欧洲的民族故事情节朝着战后世界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同冷战分裂欧洲相适应。在1945年后不久,整个欧洲的历史学家在局促不安与真挚反省中,试图竭力保持现存民族叙述的稳定性。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对于民族历史进行最为激进的重新评估,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它直接造成的混乱曾经使欧洲落入深渊长达6年之久;它必须为这种混乱负责。它就是德国。在这里,亚历山大·阿布什(Alexander
Abusch,1902—1982年)建构了一种德国民族历史观。当他把德国历史进程形容为一连串的灾难时,这种历史观很快便被总结为“不幸理论”(Miseretheorie)。德国民族历史的外部观察者,如英国的泰勒(A.
J. P.
Taylor,1906—1990年)倾向于认为,德国民族历史以极端而出名,因此几乎完全同英国民族宏大叙述所强调的缓慢改革,形成了截然对立。

更让人吃惊的是,那种试图负起责任来修改德国民族宏大叙述的真挚反省,却没有维持多久。阿布什的理论很快便不对东德共产党人的胃口。后者希望构建一种民族历史,以有助于巩固和维系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德国。同样,在西德,职业历史学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发生变化。面对它曾经广泛支持纳粹主义和战争,它要么继续保持,要么寻找理由。民族社会主义被广泛地描绘成一种毫无污点的民族传统的例外现象。那些曾经同纳粹德国结盟的国家也面临着在民族叙述中去解释这种联盟、并找到历史定位的艰难使命。在铁幕的东面,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官方宣称的反法西斯主义条令中制造了避难所,让绝大多数民众回避了任何罪责。只有那些统治阶级才为本国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邪恶同盟负责,并在战后革命进程中遭到了惩罚。与此同时,这种革命进程又让共产主义者夺得了政权。在罗马尼亚,20世纪50年代初曾出现过一段在民族历史中增添严格国际主义和严厉批判性视角的时期。但在共产主义领袖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1918—1989年)的支持下,许多传统的民族叙述重获肯定,一段漫长的强烈民族主义时期随后出现。在匈牙利,官方的反法西斯主义讨论十分成功地掩盖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匈牙利人并非是二战中的受害者,而是加害者,并且曾经参与过种族清洗和民族大屠杀。

在西欧,主要是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承担起把本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置于民族延续发展历史中的使命。总体而言,他们为此把法西斯主义界定为“反复兴运动”(anti-Risorgimento),亦即反民族的运动。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把民族社会主义排斥在德国民族历史之外,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法西斯主义。他们如同德国同行那样,在总体上强调,民族好传统已经保留在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中,特别是在1943年后反对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中。这种抵抗运动被描绘为争取民族自由和重生的斗争,其结果体现在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对那些二战期间有过被占经历的国家而言,抵抗运动在1945年后重塑自豪的民族叙述中极为重要。法国便是极好的例证。历史叙述对普遍存在的同纳粹合作的历史轻描淡写,取而代之的是把抵抗运动刻画为代表法兰西民族团结一致、共同追求自由和民族重生。在这种叙述的共产主义变体中,这种抵抗故事还带着一种沉重的阶级变调;相反,在更为重要的戴高乐主义变体中,它则确保所有法国人都能被融入其中,而且得到解脱。在丹麦,民族宏大叙述中的传统反德国导向在二战后再次得到增强。被占时期被理解为本国被一个趾高气扬和扩张主义的邻国所欺凌,它是本国的耻辱,但这个邻国也遭遇到集体抵抗。

唯一从头到尾都在为二战而奋斗、抵抗纳粹德国、并免于被占领的国家是英国。在这里,民族叙述同样受到这种经历的深刻影响。这段经历被广泛建构为“英国的最佳时刻”,它使得自由主义、立宪主义和自由的原则在抵御暴政和独裁观念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不过,所有不列颠人在这场战争中的遭遇,同样被转移到新的观察视角,去关注这一“岛国民族”的许多社会不公现象。而且,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被编纂为另一种历史——在这种历史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改革与社会公正必须在战时英雄主义后紧随而至。因此,工党在1945年的胜利及其随后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以及更为公正社会的努力,便直接同战时经历联系起来。但是,英国的民族叙述总是缓慢改革中的一部分。1945年后的工党改革只有被视作一段漫长而持续性的民族历史中的最新一段篇章,才能被编入民族的故事情节中。

对于大多数欧陆国家而言,类似于的策略却并非是一种可选的对象,因为在那里,稳定传统民族故事情节的尝试都没有持久。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对于民族叙述的更为批判性的观点出现了,并有助于人们脱离民族范式,而去重新定位历史。在德国,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1908—1999年)关于一战爆发的著作,便对那种把纳粹主义仅仅视作德国民族历史中的反常事故的观念提出了质疑。支持费舍尔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开始对纳粹主义在德国民族历史中的问题追根溯源。1871—1945年的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由更为质疑的目光进行审视。到20世纪80年代,那些历史学家已经颇具争议性地提出,一个统一的德国只是欧洲的一种临时布局,其经历并非是数百万德国人和欧洲人所欢迎的对象。,一个统一的德国是不可重复的现象。

在意大利,中间偏左的历史学家追随着丹尼斯·马克·斯密斯(Dennis Mack
Smith,1920—)的创见,提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产生于19世纪复兴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而非这种民族主义的背离产物。同样,传统的民族叙述变得问题重重。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与19世纪意大利民族主义之间的多重联系。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抵抗运动的神话开始解体。当时,历史学家公之于众的事实是,与纳粹主义占领政权相互合作的现象广泛存在。

即便那些成功地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也开始面临尴尬的问题。在瑞典和西班牙,这些问题集中在战时本国同纳粹德国在经济上的合作程度。在西班牙,问题还牵涉到军事上的合作程度。在瑞士,尴尬的问题聚集于瑞士银行和数百万犹太人的财产之间的关系——这些犹太人是在纳粹灭绝营中被屠杀的。瑞士的伯杰尔委员会(Bergier
commission)对瑞士银行在二战期间的行为进行了调查,并在1996—2001年间递交了25份详细研究报告。直到21世纪初,西班牙才开始争辩弗朗哥独裁体制中的一些糟糕的表现。在芬兰,直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们才开始揭露芬兰将领在苏德战争期间同德国人的紧密合作。在此之前,芬兰是纳粹德国盟友的这种角色,是被大多数人所拒绝接受的。

当传统的民族叙述变得问题重重时,当地的历史学家便开始关注其他因素。例如在瑞典,民族历史开始围绕着瑞典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先驱和模板这种观念来进行建构。在一些欧洲国家中,欧洲观在战后颇为流行,它同时也明显是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认同危机的回应。随着欧盟与北约的形成,对于欧陆统一和西欧国家共同体的问题也出现在讨论议程中。这种诉求把纳粹残暴和亚洲共产主义都排斥在建构欧洲的因素之外。它所关注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西欧新出现的冷战联盟体系是建立在普遍理想、价值观和政治实践的基础之上。不过,这种想法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观念史范畴内的灵光一现,没有维持多久。这表明,建构欧陆历史,使其终极目标在一个欧洲统一国家中实现的尝试,是颇为困难的。欧洲大陆很明显是暴力冲突和战争的产物,以至于历史已经成为欧洲认同的金杯毒酒。相反,民族叙述继续茁壮成长,并在二战结束以来影响到当代史。这种发展更有可能已经增强了历史编纂学传统的民族化,甚至让当代史或许比其他任何一段历史都倾向于民族史。

1945年后,假如西欧历史编纂学努力对传统的民族叙述提出更为批判性的评价,那么东欧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学看起来似乎更愿意同那些传统的民族历史中断。有关同纳粹主义及其帮凶作斗争的反法西斯主义这一观念,便是同民族历史包含着两种传统的设想联系在一起。第一种传统囊括了所有抵制进步的因素、事物、事件和个性;而第二种传统则把每一种推动进步的因素综合起来。当前者终结于法西斯主义时,后者便在共产主义的当下和未来中发现了自己的制高点。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十分小心地把“本民族”建构在支持进步的一边;因此,“本民族”同样反对法西斯主义,欢迎共产主义的转型。在历史学家解释过去的行动中,认同统治者与当下的统治现状,是一种重要的前提。

当然,在所有共产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中,最重要的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是苏联。正因如此,反法西斯主义不仅允许共产主义东欧中的民族历史学家们拯救本国的民族传统,而且还赋予他们把苏联称赞为无产者祖国的机会,并认为,在资本主义邪恶力量面前,苏联必须得到保障。这样一种解释很容易同一种对传统民族历史的持续性留恋结合起来——只不过这种民族历史被涂上了红色而已。尤其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些国家,它们在1945年前并没有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因而阶级范式与民族范式的统一体时常包含着许多传统的叙述。当然,最为出名的仍然是苏联的民族历史。在“伟大爱国战争”发生后不久,这种民族历史便以罗斯人为核心,而且从本质上醉心于俄罗斯帝国历史中的所有表现。然而在共产主义东欧的其他国家,历史学家们同样关注从老的、民族的故事情节到共产主义的故事情节、最后再返回到新的民族故事情节中的延续性。例如在爱沙尼亚,民族觉醒的主题始终流行于共产主义统治时期。在其邻国拉脱维亚,一些历史学家甚至称赞拉脱维亚的党卫军部队对拉脱维亚的民族情感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冷战期间,东欧的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学出现了强烈的民族化趋向。这有助于解释,何以这些东欧国家在冷战后期,相对平稳地从共产主义历史学过渡到民族主义历史学。在共产主义崩溃后,整个东欧都可以听到追求新民族历史的呼声。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与西欧多元化的历史编纂学相比,东欧的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学时常更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民族叙述。而在西欧,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大屠杀和许多黑暗阴影,却始终无法被排斥在记忆地图之外。这些阴影中的最为黑暗的一块,便是犹太大屠杀。它并未成为任何欧洲国家民族历史编纂中的核心话题。即便那些试图在民族叙述中围绕“本民族”的建构来帮助保留“其”犹太人的国家,如丹麦或保加利亚,犹太大屠杀也仍然没有成为叙述核心。同样,在主要的侵略国德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把德国人视作受害者的记忆一直占据着民族叙述的主流地位。德国人是希特勒的受害者,是盟军轰炸的受害者,是种族清洗的受害者,是在苏联战俘营中被劫掠强奸、痛苦折磨和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的受害者。只有从20世纪70年代起,犹太大屠杀才成为德国民族历史编纂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从此刻开始,西欧其他国家的犹太大屠杀叙述变得更具有自我反思性,并对本国在屠杀欧洲犹太人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合作态度进行了批判。这种趋势同时也是20世纪60年代职业历史学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当时,西欧出现了高等教育的扩张,从而导致大学历史学家数量的激增。当通往职业历史学家的门槛不再那么容易控制时,对于传统民族叙述的挑战便得以加强。不仅欧洲历史学家的交往圈子变得越来越大,而且欧洲史、或者说欧洲民族国家史的编纂,也处在美国大学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之下。西欧各国之间以及欧洲与北美之间的交流计划,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受到其他民族学术体制的熏陶,从而扩大了视野,并产生了对于跨民族历史和比较历史的兴趣。历史学家们不再受限成为本民族的宣传者,而是逐渐把自己视作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协调者。职业历史学日益国际化的趋势同样意味着历史编纂的显性民族形式丧失了重要性。再者,当历史学家们开始转而为编纂历史建构亚民族及超民族的框架时,历史编纂的民族框架自身也成为受到挑战的知识领域。

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范围内,向社会史的突破,极少同放弃民族范式的行动联系起来,费迪南·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的其他代表退出了民族,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是近代早期历史和中世纪史。西欧和东欧的一些社会史学家,如英国的埃里希·霍布斯鲍姆、联邦德国的于尔根·科卡或民主德国的于尔根·库岑斯基,都试图把“阶级”置于“民族”之上,以此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但是,真正的跨民族和比较性的历史编纂学仍然极为罕见。大多数社会史继续在一种民族脉络中撰写。二战后,出现了国家性的学术机构,如意大利的葛兰西研究所、法国的法兰西历史社会研究所、德国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等。它们有助于阶级史和劳工史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种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民族化的阶级宏大叙述衰落了,它还发现自己处于严重危机中。历史编纂学的职业及其方法的真正多元化紧随而至。在历史编纂的旧形式之后,新政治史、新文化史、新国际史、妇女史、性别史、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后现代历史学与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开始出现,并对历史编纂学的旧形式提出了挑战。一些新选题和新方法同样开始挑战民族历史的框架。例如,妇女史学家和性别史学家便提出,任何关于社会中女性地位与性别关系的讨论,或许不能局限在民族国家中。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所挑战的假设是:民族框架是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最有意义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致力于推翻民族认同的本质化构想,并开辟道路,对民族归属进行建构主义和叙事学的解释。在21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位职业历史学家还愿意公开宣称,他对统一的民族叙事抱有无可置疑的信念。

在许多欧洲民族国家里,对于民族历史的更富有质疑性、也更显示戏谑的观点逐渐出现。但与此同时,努力把认同与历史再民族化的尝试也随之产生。对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遗产抱有好感者,也包括职业历史学家,如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1921—1994年),他号召撰写更多的爱国历史。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可以说是由自由—保守派历史学家引发的最为出名、影响最久的努力。他们认为,民族历史是加强民族一致感、赋予民众一种民族归属感的必要之举。在80年代,追求后现代观念、希望不要把西德认同建立在民族历史之上、而是建立在宪法爱国主义的各种变体之上的人,看上去取得了胜利。但是1990年两德出乎意料的重新统一,再次为这场历史学家之争带来了第二幕。历史学家之争成为回归民族历史的标志。

在20世纪90年代,假如民族国家的回归促使德国叙述出现再民族化的趋势,那么在意大利,激发历史学家团结起来为保卫意大利民族而战的动因是民族国家的危机。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关键代表们,如费德南·布罗代尔,虽然曾经对离开战后时期的民族视角表示欢迎,但现在却又带着一种乡愁和爱国式的透视镜,重新回归到民族这一主题。同样,整个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之崩溃,见证了各种各样试图重建民族历史的努力。其中一些直接导致种族清洗和大屠杀行为的再现,例如前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一些国家则产生了排外式的反应,并以存在极大问题的方式同民族历史建立起联系,例如波罗的海诸国和斯洛伐克。

不过,冷战结束后,欧洲的民族历史回归并非直截了当的。例如在德国,1990年后对于一种正常民族认同的追求时常产生一种认同,它以民族认同的西方化形式为核心。正是在这种叙述中,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于2000年出版的民族历史著作特别强调指出,联邦德国已经从一种超民族主义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成为了西方化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历史中“四种民族”观点的成功,结束了长期以来英格兰人高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历史。虽然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1945—)仍然是传统民族叙述的著名宣传者,但是他对于丧失强大英格兰民族叙述所抱有的哀悼之情,却是今天学院派历史学家们中的少数派。在全欧洲的许多国家里,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媒体中的历史在使历史叙述再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法国,有关维希政权和阿尔及利亚的争辩不允许人们重新回到更为爱国的叙述中。在法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中小学教师和大学研究者致力于描绘法兰西帝国的成就后,最近出现了抗议浪潮。这表明,试图把历史职业在“伟大祖国”(la
grand
patrie)中重新民族化,存在着各种限制。当然,在欧洲的不同民族历史编纂学中,帝国的历史已经被民族化了。不过,至少在历史编纂的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从表面来看,学院派历史学家们不再有可能把帝国的历史描绘为一部民族历史的延伸之作。后殖民理论有助于击碎欧洲民族国家的民族故事情节。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国家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可以说是最后一部试图把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歌颂为文明的传播者和承担者的帝国历史著作。50年以来,有关帝国的历史编纂不仅极为关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负面效果,而且还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文化转移进程——这种转移不仅体现在从欧洲世界到非欧洲世界,而且还体现在相反的方向,即从被殖民的和附属的边缘地带到宗主国的中心地带。这种研究成功解决了以国家为中心的、针对中心—边缘关系的不变理解——这种理解曾经建构了一种旧的世界体系分析法。

这种对于转移和跨民族主义的关注,实际上很好地超越了帝国史。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轻的历史学家们经常性地使用比较性和跨民族性的方法,以便超越民族历史。不过,与此同时,其他历史学家们却也发出了警告,希望他们不要良莠不分地把所有一切都抛弃,而是应该认识到,在研究19—20世纪的历史中,民族框架在许多方面仍然拥有其重要性。正因如此,他们试图建立民族历史编纂的各种形式,以便既在认识论上从方法和理论方面对更为古老的民族历史提出挑战,又能提出关于民族的万花筒式观点,即多视角的、碎裂化的、非本质主义式的观点。在21世纪初,看起来,一种更为自我反思式的民族历史,将继续同一种愈加普遍性的跨民族和比较视野共存。不过,后者相对降低了民族框架在分析和解释历史中的重要性。欧洲的不少历史学家正在期待一种真正欧洲化、也许甚至是全球化的历史编纂。但是,他们正在面对的一种艰难抗争发生在这样的欧洲:在这里,民族国家仍然是认同的最为强大的港湾,同时又是历史编纂最为恰当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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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通往一种快乐的折中主义吗

民族历史编纂并非是19世纪的产物。不少民族隐喻更古老,而且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或文艺复兴时期。在18世纪,启蒙史学家们也曾编纂过民族历史。不过,直到19世纪,随着历史编纂的浪漫形式出现后,民族历史编纂的目标才首先被界定为有关民族特殊性的研究,民族也被理解为拥有着自己特征的集体个性。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被用来界定独一无二民族性的特征,以此来建构民族,并为这些民族来创建国家。在19世纪,历史编纂的彻底民族化是同历史学科的职业化同步发展的。这种趋势产生的历史学家是整个欧洲民族建构的捍卫者,因为他们可以是有关民族过去的权威。在欧洲的历史编纂学中,历史主义的崛起是一种引导的手段,它让“科学的”威信进入到历史编纂这门学科,并使其实践者扮演了解释过去的特殊角色,进而使后者得以通过科学,掌握理解当下、预测未来的钥匙。

在19世纪的欧洲,民族框架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模式。西欧和北欧是长久存在的民族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丹麦;在另一些地区,曾经出现过独立的国家实体,但却没有民族国家,如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和捷克;还有一些民族还没有为其民族建构起任何制度基础,因此只能用种族—文化的方式来界定它们,例如芬兰、挪威、斯洛伐克、乌克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同时,还有一些民族,如希腊、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它们发现了自己的远古祖先是古希腊、罗马帝国和达契亚人,并认为,从那些古代先祖到当下,它们的民族性格拥有着本质上的连续性。

然而,无论民族框架存在着如何醒目的多样性,但是在整个欧洲,从西部到东部,从北部到南部,浪漫式的民族历史建构仍然是引人注目的。人们追随着赫尔德,把民族的故事情节种族化,更多地关注语言和文学,尤其是包括“普通人”的语言和习俗。这种对于文化原初性的关注,导致了一场全欧洲范围内的竞赛。为此,历史学家们不得不承担起论证的使命,来证明其民族的独特文化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年代。这种有关原初性的担忧通常还会由于人们对起源的关注而恶化。在这一方面,历史学家彼此竞争,试图证明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在那个晦暗而遥远的过去,拥有着更为长久、也更具本质性的源头。起源神话很快在整个欧洲构成了各种民族历史。漫长的历史总是意味着衰落和重生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颓败期后,出现了复兴期和“黄金年代”。在“黄金年代”中,民族为欧洲文明做出了主要贡献。每一个民族在界定自我时,不仅通过他们各自独特的民族精神,也借助了他们的民族敌人——内部和外部的民族敌人。那些敌人经常被女性化。这一点指出了欧洲民族叙述性别化的重要性。民族敌人们时常被民族英雄们所征服。而英雄和敌人这两者肯定都属于浪漫式民族叙述中的众神。

随着19世纪的发展以及历史研究制度化的增长,这种英雄般的浪漫式民族叙述受到了实证主义传统的挑战。浪漫式的历史学被重新审视,并被发现了缺陷所在,进而遭到谴责,被认为传播了历史神话和半神话。但是,更为严肃的实证主义式的历史编纂学并未放弃历史编纂的民族方向。正好相反,他们赋予了民族故事情节以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历史学家们自称为职业历史学家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成员,努力在建构故事框架中,取得同样高水平的技术工艺。当他们面对足以威胁和挑战民族范式的宗教叙述和阶级叙述的竞争时,便竭力维持民族历史的统一性和单一性。在这些情况下,民族历史获得了成功,把那些可被取代的叙述框架纳入到自己的类别之下。

当欧洲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兵戎相见时,历史学家们及其叙述在从文化上动员民族、并为战争行动提供论证方面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在一战之后,军事复员并没有带来文化复兴。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岁月见证了民族叙述的激进化现象,尤其在那些由于《凡尔赛和约》和《特里亚农和约》的战后安排中失去了大量领土的民族国家。德国和匈牙利特别发展了民族-文化叙述的种族观,试图修改战后疆界,把他们的民族边疆一直延伸,直到可以囊括所有被视作在种族上属于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群体。不过,民族叙述同样在其他地区也繁荣发展。当欧洲民族第二次陷入到军事冲突中,而且这场军事冲突不仅覆盖了欧洲大陆,而且还延伸到整个地球时,民族叙述及其承载者们仍然站在了论证战争、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合理性的前沿地带。1945年后,试图重新稳定传统民族叙述的努力是短命的。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整个欧洲民族国家范围内,对于民族过去进行更多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观念开始出现在前台。从6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数量的增加、方法论和主题的多元化,都促使民族历史编纂类型相对衰落了。不过,在整个冷战时期,虽然民族已经丧失了在职业历史学中所拥有的独一无二性和全权性,但它仍然在东欧和西欧的历史编纂中扮演着重要的框架性角色。

西欧政治框架的欧洲化看起来似乎通过弱化民族框架的重要性,已经稳定了多民族国家。正因如此,西班牙、英国或比利时虽然也存在着严阵以待的局势,但仍然是民族统一体。相反,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当民族故事情节的力量不再束缚于共产主义式的帝国主义时,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都分崩离析了。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中欧和西欧,也明显出现了十分类似的趋势。当欧盟试图实现“紧密联盟”的努力可能成为民族认同的威胁时,当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出现在西欧各民族国家中时,历史学家们便团结起来,以共同保卫民族框架。不过,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历史编纂的再民族化,完全不同于19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流行的那种民族化。它们时常被描述为后经典式民族叙述。它们比以往形式更拥有自我反省的意识,更为关注民族归属的所有形式中被建构的特征。因此,它们也更为活泼,同时对民族认同的其他建构形式拥有更多的容忍性。

有人或许会问:在当今欧洲,民族历史学家们是否已经抹平了民族叙述的危险面目,尤其是它的排他性和本质论?这种民族范式的亚努斯面容是否已经得到克服,因而今天的民族不再是战争和大屠杀的动力,而是解放、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媒介?我们是否在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一定要通往一种“快乐的折中主义”?显然,在欧洲的不同地区,画面仍然是各有不同的。在笔者看来,现在告别民族范式和民族叙述还为时过早,它们仍有可能证明自己转向糟糕一面的能力。在欧洲内部,民族的他者仍然大量存在。甚至欧洲的“他者”正在特别以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形式进行建构。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和许多南斯拉夫历史学家的命运,应该是一种警告。它提示我们不要忽视一种本质化和激进化的民族历史所拥有的凶猛性。

史学巨擘利奥波德•冯•兰克谢幕巨作《世界史》

注释:

①“Natio”是“Nation”的拉丁语词源,它和“Nationes”最初指的是中世纪大学里出现的“同乡会”。——译注

②John Gillingham, “Civilizing the English? The English Histories of
William of Malmesbury and David Hume”, in: Historical Research, 124 ,
pp. 17-43.

③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2: Narratives of Civil
Government, Cambridge, 1999.

④Caspar Hirschli, “Das humanistische Nationskonstrukt vor dem
Hintergrund modernistischer Nationalismustheorien”, in: Historisches
Jahrbuch, 122 , pp. 355-396; Reinhard Stauber, “Nationalismus vor dem
Nationalismus? Eine Bestandsaufnahme der Forschung zu ‘Nation’ und
‘Nationalismus’ in der frühen Neuzeit”,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7 , pp. 139-165; Johannes Helmrath, Ulrich Muhlack and
Gerrit Walther , Diffusion des Humanismus: Studien zur nationalen
Geschichtsschreibung europK5X923.jpgischer Humanisten,
GK5X905.jpgttingen, 2002.

⑤关于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印刷文化史中的英国历史编纂情况,一本出色的研究著作是Daniel
Woolf, 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2000.

⑥指《日耳曼尼亚志》。该书的复制品在中世纪都佚失了,直到1455年,人们在德意志境内的一座修道院中发现了一份手稿。这份手稿后来被带往意大利,由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1405—1464年)首先进行研究。——译注

⑦即查理大帝。——译注

⑧Franz Bosbach, “Der franzK5X905.jpgsische Erbfeind: zu einem deutschen
Feindbild im Zeitalter Ludwig XIV”, in: idem , Feindbilder: Die
Darstellung der Gegners in der politischen Publizistik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 Cologne, 1992, pp. 117-139; Ekkehard Klug, “Das ‘
asiatische’ K5X9556.jpg: über die Entstehung eines europK5X920.jpgischen
Vorurteils” ,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5 , pp. 265-289.

⑨Heinz Schilling, “Nationale IdentitK5X920.jpgt und Konfession in der
europK5X920.jpgischen Neuzeit”, in: Bernhard Giesen , Nationale und
kulturelle IdentitK5X923.jpgt: 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s kollektiven
K5X9557.jpg in der Neuzeit, Frankfurt/Main, 1991, pp. 192-252.

⑩术语“鞍型期”(Sattelzeit)是由德国历史学家Otto
Brunner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作为1750—1850年间的时段特征。在此期间,旧的封建秩序被现代商品化的关系所取代。可参见Pim
den Boer, “The Historiography of German Begriffsgeschichte and the Dutch
Project of Conceptual History”, in: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msterdam, 1998, p. 18.

欧洲思想史学者,现在英国加的夫大学(University of Cardiff)任教。——译注

Heiko Feldner, “The New Scientificity in Historical Writing around
1800”, in: Stefan Berger, Heiko Feldner and Kevin Passmore , Writing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2003, pp. 3-22.

关于这种区分对于历史编纂的重要性,以及维系这种区分的困难,可参见Chris
Lorenz, “Drawing the Line: ‘Scientific’ History between Myth-Making and
Myth-Breaking”, in: Stefan Berger and Linas Eriksonas , Narrating the
Na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Narratives in Different Genres,
Oxford, 2007.

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Syracuse, 1990.

David J. M. Hooson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1994.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the Science of Freedom, New York, 1996,
pp. 368-395.

Joep Leersen,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 Character: a Programmatic
Survey”, in: Poetics Today, 21: 2 , pp. 267-292 .

Johann van der Zande, “August Ludwig SchlK5X905.jpgzer and the English
Universal History”, in: Stefan Berger, Peter Lambert and Peter Schumann
, Historikerdialoge: Geschichte, Mythos und GedK5X923.jpgchtnis im
deutsch-britischen kulturellen Austausch 1750-2000, GK5X905.jpgttingen,
2003, pp. 135-156.

H. B. Nisbet, “Herder: the Nation in History”, in: Michael Branch ,
National History and Identity: Approaches to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North-East Baltic Regio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Helsinki, 1999, pp. 78-96.

关于19—20世纪欧洲不占统治地位的种群,可参见8卷本著作:Comparative
Studies on Governments and Non-Dominant Ethnic Groups in Europe
(1850-1940), Dartmouth, 1991-3.

Patrick Geary, The Myths of the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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